“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从“内生型”向“外发型”的嬗变

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纯粹依赖于外部力量(西方话语)的推动,还是源自于本土观念结构的内在变革,至今依然有很多争议。众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是一种"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是西方的"舶来品"。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晚明清初的知识分子在儒学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启蒙意识,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的"内生型"维度。清末民初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性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盘西化"思潮的形成,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才逐渐取代了"内生型"的现代性意识,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从“体”到“有机统一体”:“体”的转义与回归

"结构"是"文体"范畴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都很重视作品的结构。在谈及作品的结构时,西方的文论家常常使用"organic unity"(有机统一体)这个观念,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则往往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两者都把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可见"体"和"organic unity"在"结构"这一层面上可以沟通。尽管如此,"体"与"organic unity"仍然有着原初的分歧。"organic"经历了从工具、机械到生命、器官的词义演变,并且这整个过程一直都处在科学的、理性的视野之中;而"体"的源与流则始终贯注着盎然的生命力,充盈着"近取诸身"的原始诗性智慧。可见两者又可以相济互补。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应该进行一次现代性的转换,亦即转向"结构"这一新义,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organic unity"概念相互赠答。而事实上,"体"的原始意涵本来就有"结构"之义,所以"体"的现代性转换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归。     

哲学如何“介入现实”与“隐性批判”

面对时代转型与变迁的实践和现实,当前的哲学研究似乎逐渐失去了"介入现实"的冲动和力量。为了摆脱哲学在回应现实中的失语,哲学家一是要在"介入现实"中,努力促成哲学视域与哲学叙事话语方式的创造性转换,二是要正视在权力、资本、正义的现代性角逐中正义被逐渐边缘化的现实,发挥哲学的"隐性批判"精神,以守望边缘正义的批判性立场在新的现代性价值观体系构建中发挥作用。     

别现代之“别”

别现代理论在西方现代、后现代话语中穿行,受到美欧国家学者的重视,并以机构的形式在美欧国家安营扎寨,其表面现象是本土话语的国际化,但深层原因却在于别现代理论对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精准概括,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新的探讨,从而在本土现实中生成有别于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思想和理论。别现代的"别"与"后理论""后真相""复数的现代性"作了切割,具有复句和反转批评的功能。别现代从现实出发的理念和方法,构成解剖中国问题的一个切口,也因此而形成了中西对话的端口。别现代理论的实质性创新很多,但最主要的创新还在于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思和批判伪现代的理论主张和求真的价值追求。     

论明代中后期市民传记的审美趣味

明代中后期传记文学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大体沿唐宋和明初传记文学发展而来，但这期间出现的一批市民传记具有世俗化的倾向，在艺术上体现出适合市民需要的审美趣味；形式上采用小品文，艺术效果上追求趣味性；描写传主事迹更为细致与真切，更贴近生活；语言上追求通俗流畅和新奇活泼。分别而言：一、市民传记形式上几乎都是小品文，部分作品艺术效果上有追求趣味性的倾向。明中后期的市民传记形式上几乎都是小品文，篇幅短小，体裁用传记文或墓志铭等。传主的生平事迹多不完整，不一定写传主的生平大事，写点传主的日常琐事，因而作品像…     

“生命抒怀”与“身份想象”——论中国现代传记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传记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始于五四时期。此一时期的传记体小说在叙事上较少受制于现实的束缚,更多地倾向于诗意想象与生命抒怀,传主的"情绪性"通常遮蔽了传记的"历史感",凸显了对于现实生存的形而上的诗意化诉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传记体小说在文体特征上被赋予了别样的色彩,在社会历史的坐标系上以审美形式诠释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身份"书写,它不仅仅是自我发展的生命确证,而且更是价值观、世界观的有效性选择问题,意味着对特定时空里的承诺、责任和义务的担当,从而确立书写主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这种合乎某种"价值观"的身份想象图景便是30年代传记体小说的主要叙述修辞。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论“五四”话剧中的模式剧与译编剧创作

在"五四"话剧创作中,以西方近现代戏剧文学为文本参照的模式剧与译编剧是重要组成部分。从时代与现实背景上看,这是中国戏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五四"剧作家群体主客观局限性的现实折射。从具体的创作趋势上看,基于"五四"剧作家创作热情与反映现实的可操作性的考虑,它又经历了从对西方话剧进行部分移植的模式剧向全盘借鉴模仿的译编剧的转变过程。"五四"模式剧与译编剧创作一方面反映了对西方戏剧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为"五四"话剧的原创性创作起到了有益的示范作用。     

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转型及“样板戏”现象

20世纪小说的现代转型很成功,新诗转型虽然并不非常成功,但新诗与旧诗能够各安其位地独立发展。只有戏剧这种文体,从五四文学革命时代西方话剧排斥中国戏曲的激烈冲撞,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互不相关的各自完善,一直到后来新生话剧与传统京剧杂交而生出中西结合的"文化骡子"——"样板戏",成为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在对这种结合的经验教训以及20世纪最后20年的话剧与戏曲进行全面反思之后,展望中华国剧的前景:应该汲取西方话剧及其它艺术精华,使传统戏剧艺术完成现代转型,融合中西,铸造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中华国剧。     

“诗画一律”与中国古代图文关系的重构

由"图传经史"发展而来的中国古代图文关系形成了以文为主,以图为辅的基本结构。"诗画一律"的提出虽未溢出这一框架,但是它更注重绘画主体的情感表达和诗画共同的审美追求,从而建立以艺术为本位的图文关系。自宋代以后,对诗意的追求,即诗意空间的营造,成为文人画与诗歌的隐秘联系。然而,重视图像的"言说"功能也可能带来对绘画作品的过度阐释,以诗意为绘画的唯一审美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绘画本体的缺位。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发展，尤为确切。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资本”现代性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让人类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引入“资本”现代性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现代性，控制其代价。     

明清中国麻风病“污名”的社会建构——东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麻风院模式”再思

麻风病在东西方社会均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是公认的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性疾病,因此,理性地处置麻风病也就成为东西方社会现代性的象征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到明清时期,因"秽(精神与肉体双重污秽的形体)、恶(自甘堕落为恶盗、恶徒、恶人的恶丐身份)、淫(纵情贪欲、违礼犯法的麻风男女)"三端,麻风病被中国社会"污名化"为一种"不洁的"、危害社会公德和公共卫生的恶疾;麻风病患者被消极地"徙(迁徙出正常人居住的范围)、禁(禁止入城)、养(隔离于麻风院中)"于官办民助的麻风院,非但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而且"养而不教",故以"理性管理"为内核的卫生现代性显然并不清晰。与此对应,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降,用"排斥和洁净"两种方式从肉体和精神上对隔离到麻风院的麻风病患者进行了严格的"理性管理",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中世纪欧洲在孕育现代性方面的贡献,但其视麻风病患者为"不正常的人"的"污名化"举措,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并未真正彰显卫生现代性。     

论传记的要素

传记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传记的初级形态或古典形态中,传记的主要任务是记录传主的生平;随着传记的发展,传记家不再满足于叙述传主一生事迹,越来越重视展示传主的个性或人格;到20世纪以后,现代传记家又更多地考虑对传主人格的发展进行解释。这三种要素的结合使传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道路”与新型现代性构建

西方资本主义塑造的现代性强势话语,在现实社会展现的危机中遭受普遍质疑,引发了关于现代性多元路径的期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辟的"中国道路",既是对西方一元论现代性范式的现实突破,更是探索新型现代性方案的有益尝试。在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始终不可忘却。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世纪交替的历史关注与现代性求索--论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思想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

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史.作为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重镇,它本身就是一部蕴含丰富的跨世纪文化启示录,曾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履,日益鲜明地呈现出现代性的特征.而作为与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精神连接的特殊文类,它的立足民族"根"性的创化,又可对现代性偏至即"现代性等于西方性"起到一定的调节纠偏作用.本文主要就历史题材小说思想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作一探讨,力图通过这方面的归纳、梳理和总结,为历史题材小说在新世纪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艺术终结论”:问题与方法

"艺术终结论"肇始于黑格尔,丹托的"贡献"在于"发现"并"印证"了艺术终结时刻的到来;德文"终结"一词不单意味着"死亡",它具有复义性:既有"取消"、"结束"之义,又与"开始"、"再生"相互联系在一起;"艺术"这个术语是近代启蒙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艺术的创新意味着对以往艺术的颠覆,使"艺术"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艺术终结论"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危机,更是现代性的危机,彰显了西方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处境与遭遇的生命追问;艺术是个人主义的专区,不是纯粹的媒介事件和现象,我们不能将其命运简单地交付给时代;艺术应担当起将沉沦的个体从物化的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的重任,以维护着人类自身的发展.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