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及其启示

在目前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陷入僵局、《京都议定书》实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各国的国内立法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目前,世界各国气候变化立法形成了两个阵营：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墨西哥、韩国、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立法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形成了包括综合性立法模式、专门性立法模式、政策性立法模式、分散性立法模式在内的多种立法模式。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立法毫不逊色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推动气候变化立法发展的主要力量,值得我国借鉴与参考。     

气候变化国际法与我国气候变化立法模式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涉及面广,影响大,如何制定一部适应紧迫形势需要,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气候变化法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气候变化国际立法经历了20多年发展,适应了以法律形式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形成了先易后难循序推进、环境发展统筹兼顾和价值认同与技术应对有效衔接等特点.我国应根据气候变化的特点,吸收国际立法的先进经验,包含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同的理念和制度,结合我国国情,采用引导性的专门法加强制性的行政条例的模式推进气候变化立法.     

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现状和关键问题初探

地方是应对气候变化活动的实施主体,通过立法来保障和支持地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十分必要.在国家专门性立法空缺的背景下,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面临着立法时机、模式选择、利益协调和执行机制等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地方立法者要重点把握经济关系变革性、利益相关者需求、社会实践成熟性、法律效力等级、立法路径、专门性制度、立法起草机制、法律执行机制等要素,以保障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的预期实效.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建议

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危机是人类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问题,极端气候事件频频出现,自然灾害呈明显上升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剧。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本文通过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现状的分析,在探讨现行立法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考察了国际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法律对策及进展,提出了完善我国相应立法的合理建议。     

海洋循环经济立法：模式比较与制度选择

海洋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国外发达国家对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和制度实施均比较成功,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现有立法不能适应海洋经济的发展要求,需要逐步明确我国海洋循环经济立法模式,参考国际经验修改现有法律规范,构建相关制度,以完善我国海洋循环经济的立法体系。     

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转让之知识产权立法障碍及应对

气候有益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知识产权制度第一次在世界贸易体系下实现了统一——达成了WTO协议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促进技术转让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各国均应调整其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以符合这样的目标。然而,各国立法之具体设计并不可能超越国家利益而统一于促进自身核心技术的跨国转移。这导致了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至今难以向发展中国家有效转让。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结合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转让之现实困境,重新审视了主要技术输出国美国和主要技术进口国中国的专利和商业秘密立法。我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应从促进我国气候有益技术获取和发展以及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利益角度,吸取美国立法与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并着手调整国内立法和外交策略。     

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地方立法实践及中国借鉴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国际社会逐渐由政策行动向立法路径转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进行专门立法是提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在实施路径上,可以考虑首先推动我国地方省市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先行先试,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各省市可以根据地方实际,率先进行综合型、减缓型或适应型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选择,确立总体立法框架和监管体制,并进行专项制度与保障机制设计。     

论西方国家的授权立法

授权立法,又称委任立法,指国家立法机关将其部分具体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或其他部门行使的一项法律制度。授权立法起源于西方,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立法内容的专门化等原因,授权立法被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广泛地采用,因而获得长足的发展。经过上百年的实践,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在授权立法方面已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法律制度,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彩票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彩票立法的相对滞后和监管不力,造成彩票业各种法律纠纷不断出现,信誉降低。为维护彩民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彩票业的健康发展,制定与颁布《彩票法》已刻不容缓。彩票的立法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将《彩票法》设计为彩票法律子体系中的核心法律、彩票领域的基本法律。     

可持续发展立法研究

环境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两大主题,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关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规则或制度的总称,其基本原则包括生态原则、节约原则和公平原则.环境法、经济法和社会法是可持续发展法的三大主干.近年来,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可持续发展立法力度,建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我国也出台了一些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初步建构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法律框架体系.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入宪或制定可持续发展基本法,同时加快环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立法进程.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界认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并且提出要警惕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关系学界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态势,对国际气候政策制度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度选择,并且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法学界在介绍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提出要通过专门立法和相关领域立法来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伦理学界主要关切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平和正义问题,研究伦理道德因素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之争

在气候变化与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厄瓜多尔等发展中国家在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的TRIPS理事会议中阐述了修订TRIPS协议的意见以求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无害环境技术及其产品,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坚决拒绝修正TRIPS协议,认为非知识产权因素是妨碍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不仅在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诉求,也在于TRIPS协议和无害环境技术自身因素。考虑到人权保护的需要和当前处于知识积累阶段的现状,应当以技术转让重于技术创新的方式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修订TRIPS协议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无害环境技术及其产品。     

国家核心利益与气候变化立法：在原则与规范之间

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应彰显国家核心利益原则。这不仅是因为气候变化已从各个方面触及到国家核心利益,如在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也是因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国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与对外合作需要构建起一个衡量的体系和标准。因此,唯有彰显国家核心利益原则,才能为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提供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持,才能在借鉴和创设不同温室气体减排与适应制度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决断。     

低碳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利益纷争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愈演愈烈,这个科学命题已经不再是由科学家们可以独立演绎的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们都被卷入到这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活动中。但是,当节能减排涉及到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发展权和公平权的激烈博弈就此展开。可是,危机背后就是转机。究竟是减排还是发展这一根本矛盾的解决,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瞻远瞩,抓住战略机遇期,向低碳时代迈进。     

基于全球气候保护指数的气候减缓努力评估

当前全球距离实现 2°C 和 1.5°C 温控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各国对于气候变化减缓所做的努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识别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努力的国家以及各国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至关重要。在综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各国气候行动的异质性以及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全球气候保护指数（GCPI）,以定量评估各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程度。该指数涵盖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经济和气候政策四个维度,包含15个指标。通过对覆盖全球8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的60个国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根据各国的得分表现,识别出卓有成效型、积极进取型、稳中有进型和潜力待放型四类国家,并进一步探究各国在不同维度的具体表现,为未来需要加强气候行动或开展合作的领域提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丹麦、爱尔兰、中国、英国、德国等国总体而言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但各国的气候保护努力各有所长,结合自身发展特点与优势领域的多边合作有利于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实现互利共赢。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论气候变化应对的水循环机制

《京都议定书》确定了气候变化应对的“减排”与“增汇”二元应对机制。近年来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减排机制,而增汇机制有减弱的趋势。“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在承认各国在气候变化成因、利益、作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气候政策选择的七种评价准则

气候变化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不同国家或群体对其态度不尽相同,因此气候政策的选择存在多种评价准则,包括环境有效性、成本有效性、代际公平性、区域公平性、体制可行性、技术可行性和伦理道德性等七种评价准则。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存在不同评价准则的竞争:首先,发达国家相对更强调环境有效性,而发展中国家相对更强调成本有效性。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转移及技术转让方面存在区域公平性的争议。再次,各国在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方面存在代际公平性的争议。理想的气候政策方案是能够综合各种准则,即充分考虑当代与后代、区域间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公平,符合政治现实、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等体制约束,在可获得的技术水平下,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环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