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卐字会赈灾实录——以1929—1930年天津红刚字会施粥为例

红卐字会,又称世界红捂字会,是1922年成立的全国性的民间宗教慈善团体．其发祥地在山东济南。在灾害频仍、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红卐字会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大量的救济灾民活动。本文通过解析一份《天津红卐字会施粥厂征信录》档案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红卐字会在募捐赈灾与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充分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     

论南京大屠杀埋尸研究中几个牵动全局的问题

南京大屠杀埋尸研究,直接关系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与遇难人数的实证.在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中,大部分进一步证实了已有的结论与理念,但也有一部分揭示出了一些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如:红卐字会开始埋尸活动的时间,红卐字会收埋尸体的总数,以及全城大量埋尸基本告一段落的时间等.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与遇难同胞的人数,因而是属于牵动全局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最近发现的埋尸资料,提出并初步剖析了这些问题.对这类问题的最终认定,尚有待干更多资料的发现,以及对各种资料的综合解读、深入研究.     

战场上的尸体——“一·二八事变”中红卍字会的掩埋尸体活动

与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宏大叙事不同,本文着重探讨一个小问题:战场上的尸体掩埋问题。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名为红卍字会的宗教慈善团体将掩埋中国平民尸体作为其救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与此同时,红卍字会受日本民间宗教大本教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要求,试图寻找两具日本兵的尸体,这一未果的事件,揭示了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下,红卍字会很难践行其意欲超越敌我对立的普世主义理想。     

南京大屠杀时期在宁西方外交人员的活动及其影响

日军占领南京后,严格限制第三国人士出入以掩盖大屠杀暴行.但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已准许英、美、德等国外交人员返回南京.西方外交人员在南京的活动,实际起到了帮助中国难民,制约日军暴行的作用.官方代表的身份,使得西方外交人员拥有普通侨民所不具备的制约日军的能力,但也使得他们往往将本国利益置于人道和正义之上.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哈尔滨红卍字会的历史价值考证

红卍字会根源于道院,它是世界性的民间慈善团体.哈尔滨红卍字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组织性质、在哈尔滨的传播活动以及慈善、赈济救灾活动,在当时哈尔滨的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20年代河南红枪会述论

红枪会在河南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家自卫作用 ,但由于其领导权掌握在地主士绅手中 ,故其性质是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实用主义的特征 ,使其既为各派军政势力拉拢的对象 ,也为各派军政势力的异己力量。共产党对其的引导与改造 ,一定程度上也是不成功的。红枪会的产生与发展 ,是中国军阀割据政治在基层农村社会的表现。     

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

日军进攻南京时,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引起两国关系紧张.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方为缓和对美关系同意美使馆人员最早返回南京.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阿利森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遭受侵害的中国妇女却为美日两国政府及舆论所遗忘,被提交军法会议的日军官兵的罪名也是殴打美国外交官而不是强奸中国妇女.美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美方的政策和行动却只限于维护本国在华利益.     

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在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之前,传教士们对日军的军纪充满信心,认为日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南京沦陷后,日军烧杀淫掠的疯狂暴行促使传教士们改变对它的态度,但印使在抗议、阻止、揭露日军暴行的时候,传教士们也努力发现日本士兵中表现较好的人与行为.对日本民族与日本人民,他们则一直都持欣赏的态度,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日军的暴虐,而不是日本国或日本人民,那种关于他们反日的指责不足为信.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1982年 ,日本教科书事件后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相继建成 ,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记忆通道。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 ,两者相互缠绕 ,共存共生。幸存者对大屠杀的史实记忆刻骨铭心 ,而他们的情感记忆更多的则表现为宽容。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遇难者的考证——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大肆屠杀中国难民和俘虏,即使是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也不例外.多年来,对已遁入南京国际安全区但又遭到杀害的遇难者究竟有多少?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遇难的?诸如此类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深入考证与研究.笔者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和编撰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数据库,初步分析了已掌握的南京国际安全区遇难者人数和各种遇难方式,将有记载的国际安全区部分遇难者名录整理出来,并对这些遇难者的性别、年龄、职业进行详实、具体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揭露侵华日军曾在南京国际安全区肆无忌惮迫害中国人民的暴行.     

论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侨民的宣传贡献

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始终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除了忙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工作,奋不顾身地救护中国难民,与失去人性的日军暴行斗争外,还冒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然后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途径,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将这些极其珍贵的材料,送往上海与海外,提供给各国新闻媒体;同时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发表演说,进行社会调查等,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是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皖省当局开展的防疫活动述论

由于防控疫情的现实需要和卫生强国想象的目标激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范围内展开以防疫行政为重要事务的公共卫生建设。处此历史情境,皖省官方顺应时势,积极推行各项防疫活动,兼顾常态化预防和突发性应对,彰显卫生防疫行政的效能和作用。由于时代的困境,皖省防疫实践终究难免防不胜防的厄运,却多少改善了地方民众的生命状态、形塑了他们的现代卫生防疫观念,促进了安徽卫生防疫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和嬗变。     

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发生70多年来,世界上有超过100多本各种文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著相继编辑出版.经考证,当年英国驻华记者田伯烈先生,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史料专著图书--<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文名),并且在美、英两国也同时公开出版,在让世界知道南京大屠杀历史上功不可没.本文笔者通过对他收集资料并编印成书的写作背景、动机、内容以及真实性、影响力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性评析和学术考证,以凸显其历史的传播作用,并据此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对他的诽谤、攻击和否定.     

涉及南京大屠杀史在日诉讼五案评析及其启示

10多年来,包括李秀英诉日本政府案在内共有五个涉及南京大屠杀史的诉讼案件在日本审理,其终审结果不尽相同,有胜有败.笔者作为涉案当事人,通过分析和评价这五个诉讼案的起因、实质、审判过程、审判结果,阐释诉讼案本身对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进而达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维护和平等诸方面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战时日本当局在国内是如何封锁南京大屠杀真相的?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抓住战时日本国内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无任何报道、日本广大民众更一无所知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史无其事,乃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的"虚构"。这当然是本末倒置!本文揭示了战时日本当局在日本国内精心采取的种种措施,千方百计阻止与扼杀对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报道与流传,从而严密封锁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导致了广大日本民众对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正视甚至掩盖这一历史事实,只能暴露他们的的蛮横无理与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