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山西抗日游击战述论

国民党山西抗日游击战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它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华北日军的力量 ,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对阻止日军进攻西北、西南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由于国民党的阶级本质所决定 ,并且由于对游击战争认识的偏差 ,国民党山西抗日游击战最终走向了衰落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新疆的党务活动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进入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执新时期的曲折发展过程.1943年,国民党新疆省党部重建,这为国民党在新党务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基础.1947年初,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召开了第一届全省代表大会,它是国民党在新疆历次党务活动的一次总结.     

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

南京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其内因而言 ,则是腐败所致。腐败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毒瘤 ,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海内外学者关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的研究综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恢复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当时,国民党拥有美式装备的庞大军队,占据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同共产党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仅仅过了四年时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狼狈地逃出大陆。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就迅速崩溃了呢?海内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把它作为国民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终极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党化教育”,以精神力量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有所提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得益于苏俄模式的启示,但其政权的自利性又使其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浅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略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为复兴本真儒家人生和解决现实中国政治、经济问题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或方案。这种初衷与国民党原无相关之处。因而梁漱溟从主观上一直力图摆脱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控制，竭力避免乡村建设成为国民党加强官僚政治的工具。无奈乡村建设实验权和财权一直仰给于国民党，梁漱溟又不愿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因而最后乡村建设逐渐偏离了其理想设计，落入了国民党的控制。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地方党政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对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调整 ,在省、县市分别采取了“党政联系”、“党政融化”的形态 ,使国民党组织打入地方政府内部。这种体制使国民党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有利于国民党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 ,在制度层面上不无可取之处 ,但权力的高度集中与薄弱的民众基础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体制的调整并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论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政党性质--兼论共产国际和中共部分领导者当时的错误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改组后国民党的革命性和革命作用作了过高估计。通过全面分析国民党压抑、排斥和打击共产党的态度及其政策倾向 ,并深入探析国民党的阶级构成、组织特点、权力运行机制等 ,可以揭示出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实质     

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暨领导权问题

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着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国共党内合作、党外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大革命;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在国民党外独立自主地领导大革命。无论从国民党党内党外而论,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     

抗战时期国统区地方党政关系运作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对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调整 ,试图于抗战时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控制 ,但在实际运行中 ,国民党地方党部无力影响同级政府的决策 ,在地方党政纠纷中处于弱势。这表明国民党对政府及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在减弱 ,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效能是孱弱的     

重思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在探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国民党“改组派”的言说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为保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的革命性,避免国民党走向士绅化、权贵化、军阀化,“改组派”详细分析“清党”之后国民党变质的过程与原因,提供了人们审视“清党”前后国民党发生蜕变的绝佳视角。而为了重建国民党的活力,“改组派”成员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探讨。虽然他们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从国民党内部来看极具批判性,但由于始终不敢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当中的关键问题,加之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行区隔,导致其言说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重新思考“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十分有助于审视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党、阶级、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     

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在此之后的商民运动进入渐进发展时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方略的制定,体现了当时国民党在重视农工运动的同时,也开始真正重视商民运动,反映出国民党急切期盼扩大国民革命阶级基础的愿望,与以往相比较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国民党的商民运动方略也表现出过于偏激和简单化的趋向,特别是对商会、商团的定性以及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政策脱离实际,不仅影响了商民运动的发展,也给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国民革命中的农民动员与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期国民党人对阶级斗争问题有深刻而且精当的认识,但在主张上仍反对在进行阶级斗争。国民党一大改组以后,在扶助农工政策指导下广泛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动员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阶级斗争事实,而且阶级斗争成为国民党基层工作人员组织动员农民的有力武器。但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实际则是逐步站到了工农阶级的对立面,推行的是反对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国民党的转变有其历史根源,也与其对国民革命中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有关,深刻原因则在于国民党根本立场的转变。     

试析解放前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原因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统治达到了顶峰。然而,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短短三年多时间国民党政权就被共产党推翻了。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比分析解放前共产党胜利国民党败退的原因,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无疑有着鉴镜作用。     

试论国民党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

地方自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规模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起自1929年国民党三大,止于1946年“制宪国大”,前后历时18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其结果却是“成功之处甚少,失败之处太多”搞得“县政一塌糊涂”。它的实行加重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怨恨情绪,加速了国民党政治、经济的崩溃,成为国民党统治在大陆迅速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逆转，1939——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对共摩擦问题再探讨

1939年,在战时国共关系上,准确地说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从这一年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打压意识大大增强,一下子把防共提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高度,蒋介石督率国民党高层、中层,甚至低层,想了很多办法,提了种种方案来应对此事;原西北系政客张允荣密报所谓“共党中央政治局训令”,加重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怀疑,牵动了国共高层;国民党以“特种会报”等手段专门对付中共,使国共关系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暗潮汹涌、剑拔弩张的态势。     

建造中山陵:现代中国的工程政治

中山陵的修建过程,体现了国民党人建构“党治”权威过程中的权力实践。通过陵墓工程中的政治运作,国民党的普泛性的“革命”诉求与社会领域的具体关怀连接起来,在互动中达成共识与协作,由此促进了国民党政治理念和政治权威的扩展。     

合法性不足的弱势独裁:论国民党的训政统治

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独裁倾向,但由于国民党独裁之心有余而力不足,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运行实态上只是弱势独裁,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国民党应对合法性危机的策略是不断开出宪政支票和不断拖延,但这反而使它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即不但使民众对宪政的期望越来越高,使它自身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而且使民众有了公开追求宪政的机会和借口。     

论抗战时期宪政运动兴起的体制背景：合法性不足的弱势独裁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兴起和当时的政治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独裁倾向,但由于作为训政主体的国民党虽独裁之心有余,但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运行实态上只是弱势独裁,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国民党应对合法性危机的主要策略是不断开出宪政支票和不断拖延,这反而使它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民众由此获得了公开追求宪政的机会和理由,对宪政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国民党自身的回旋余地却越来越小。     

从"国民党的反动派"到"国民党反动派"--舆论的丧失与国民党大陆统治的崩溃

从抗战胜利到国民党统治彻底崩溃的四年多时间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内战的最终爆发,伪国大的召开,民盟的被解散,人民的反内战,直到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一败涂地,社会的舆论始终关注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舆论的分析、褒贬、扬抑在客观上对大众有着导向的作用,对国民党的看法由"国民党的反动派"到"国民党反动派",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崩溃的过程和政治原因,也是在这种逐渐明朗的舆论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最终陷入孤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