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助学贷款风险的法律监管

国家助学贷款实施七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帮助了很多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但随着实施范围的扩大和还款期的到来,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贷款风险已经严重阻碍了现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继续实施。介绍了我国对助学贷款风险进行控制和防范的相关措施,进而从助学贷款立法和诚信立法两方面阐述了对助学贷款风险的法律监管,从而保障我国助学贷款政策的顺利实施。     

公共财政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困境的可行性分析

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工作始终面临着银行"惜贷"、学生拖欠形成恶性循环、高校扩招带来教育成本转移以及财政性教育支出不足等问题.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公共财政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问题具有了可行性.国家助学贷款要摒弃以商业银行为主提供国家助学贷款的做法,转而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问题.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专门机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的筹集多样化、加强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的管理、建立公共财政承担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的风险承担机制.     

加强诚信建设,促进国家助学贷款事业的发展

实行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为保证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必然选择.但部分大学生信用的缺失制约了国家助学贷款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必须加强诚信道德教育,加快立法工作,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学生个人信息查询系统,并考虑到贫困大学生的实际情况,酌情免除他们的部分或全部国家助学贷款.     

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

我国当前的高校助学贷款制度存在着绩效低、成本大、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为了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帮助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本文依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路径依赖相关理论,针对我国高校助学贷款中存在的问题,采用个案调查、模型预测等方法,通过对国家助学贷款进行环境分析,建立高校助学贷款目标体系的评估摸型,以及国家助学贷款的规划与实施控制办法一同时提出了助学贷款割度的路径选择：政府要对国家助学贷款进行制度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善助学贷款制度设计方案：积极推进生源地助学贷款业务;构建市场信用体系,以取代政府信用体系;尽快完善国家信用查询系统。     

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介绍了助学贷款的分类,通过对现行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的政策分析,阐述了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的特点,以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成因,论述了建立完善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必要性,并针对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对国家助学贷款实践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国家助学贷款一直以来都是高校助困工作中最直接、最有效的资助方式,面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运行近十年所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就学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大力推行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模式、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制定与助学贷款相关的法律法规已成为当务之急.     

国家助学贷款与诚信教育一体化有效性研究

诚信教育与助学贷款分离、诚信教育诸多错位、助学贷款办理信用缺失等问题,影响了助学贷款政策的正确执行。必须在处理好集中与个别教育相结合、诚信教育延伸、银校和谐合作等问题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与诚信教育的一体化。认清国家助学贷款特点,抓住教育关键时期,广泛开展经常性的诚信教育和宣传,认真做好贷款资质审查,严格监督助学贷款资金使用、适时进行诚信再教育等措施,落实对贷款学生的自强教育、创业教育、激励教育、真情教育、心理调适教育,是实现国家助学贷款与诚信教育一体化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之再思考

分析了商业银行不愿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原因、为什么现阶段由商业银行来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以及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家政策性银行来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等这些问题,并得出结论:要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难的问题,除了要从完善个人信用系统、简化办理手续、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着手以外,还必须从经办银行这个方面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难的状况。     

浅谈国家助学贷款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

由于学生和家长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金融机构的"惜贷"、"拒贷"行为以及贷款办理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使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信息系统,降低国家助学贷款信贷风险,是国家助学贷款形成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自1999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尽管国家对贷款政策做出重大改革,但高等学校助学贷款工作存在贷款管理责任不清、国家助学贷款风险偏高、政策性目标与商业银行的企业化目标难以一致、大学生征信体系尚未确立、银行还贷约束机制不健全的主要问题。导致国家助学贷款始终面临着学生违约率高、银行“惜贷”等问题。因此,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广泛开展诚信教育;加快建设全国个人资信征询系统;建立健全助学贷款制度,不断完善助学贷款体系;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防范和化解贷款风险,完善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建设个人资信征询系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浅析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

立法权限是立法机关实施立法行为的基础.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的有关条款及立法精神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享有广泛的立法职权,可以制定实施性法规、自主性法规和变通性法规.同时,还可依法律授权而享有委任立法权.但是,有关授权立法的规定与民族自治机关的立法职权相冲突,亟需统一规范.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限制研究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立法法》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规定,未能顾及“较大的市”和部分新赋权的设区的市立法的实际需求。在立法实践中,某些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越过了立法权限的边界,存在越权立法的现象。因此,需要调整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限制模式,建立纵向合理的立法“分权”体制,赋予设区的市相对完整的地方立法权,并通过立法批准等控权机制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的监督和指导。     

文化产业发展的立法现状与法制构建

文化产业被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构建我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迎来新的机遇,为此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必然要求。我国文化产业立法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立法阶位较低,地方立法不完善,缺乏总体的文化产业促进立法,应加快文化产业立法步伐,将现有政策法制化;加强制订文化产业基本法,尽快出台《文化产业促进法》;提升文化产业相关行业立法的法律层次,完善文化产业地方法规,开展文化产业法律、法规、规章的清理与整合,使文化产业立法保持统一性、协调性和科学性,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立法工作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立法工作,根据它与抗日战争局势的关系的直接程度,可划分为“战时法令”与“一般法令”。在此期间,立法院一方面以立法来配合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使国家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备,其在抗日战争的作用,应该肯定。不过,它只是国民政府属下的立法机构。同时,也要注意其通过法令的基本条文与实际实施之间的差距。     

出口管制理论研究

出口管制是针对特定商品或技术出口施加特殊许可证要求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集合。当前学术界对出口管制中出口的范围、概念、立法目的、利益平衡等研究还有明显不足,运用比较分析法,横向对比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的出口管制立法,探讨出口的范围,厘清出口管制的概念,明确出口管制的立法目的,论证出口管制的利益冲突和平衡。研究认为,出口管制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利用法律手段,对特定出口贸易设置条件并进行审查的法律制度,这里的出口概念包括贸易性出口、视同出口、再出口、经纪等行为;出口管制适用对象是出口活动,实施手段是管制行为,出口和管制构成了出口管制立法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既是立法的出发点,又是利益冲突的本质原因;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出口管制立法的基本目的,在不同利用集团产生不同利益需求时,应当以国家安全为优先,兼顾经济利益,通过加紧或放松出口管制达到调节目的。     

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燃油税法定

在《立法法》修改税收法定原则的大背景之下,燃油税的改革迎来了良好契机。税收法定主要是指税收要素法定、税收要素的明确、税收征收程序的法定。燃油税在贯彻税收法定原则上存在征收依据不合理、税率变动不合理、征收程序不合理等问题。据此提出建议:燃油税法立法权回归最高立法机关、完善燃油税法律法规、限制政府征收燃油税的权力。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论中国文化产业的立法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导

自从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以来，“发展文化产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重要政策导向。当前，我国在文化产业领域共制定了5部法律，22部行政法规，500多部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其内容主要体现为“管制性内容”，我国各级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奖助性规定”，多体现在政策性文件之中，有必要转变为正式立法。“文化产业促进法”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基本法”“奖助法”和“一般法”，以实现“文化产业立法的法典化、规范化”，“建立文化产业管理的部门协调机制”，“确立文化产业发展的行政奖助机制”。在立法技术上，“文化产业促进法”需要坚持“能细则细，宜粗则粗”的原则，先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和法制框架，再通过配套的法规、规章中具体落实该法的实施措施、实施机制等内容。     

高校学生顶岗实习工伤事故的法律责任问题探析

高校学生顶岗实习工作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由谁担责无从确定,主要是因为实习学生的特殊身份难以准确定位。目前司法实践中大都采纳"学生说",所以,此类工伤事故不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类法律法规,而现行的《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也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定。合理解决这类工伤事故的责任承担,"雇工说"比较切合目前的实际情形。国家立法部门应该补充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顶岗实习工作中人身伤害事故的责任由实习单位承担,目前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应当比照雇工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相关司法解释处理。     

通过制定技术规范完善党内法规的路径分析

随着党内法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今后一段时期内，党内法规的建设应当更加注重立规的科学性，着力提升立规质量，以确保党内法规体系的协调性、系统性。囿于经验不足、党内法规建设的时间较短等因素，党内法规立规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升。提升党内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应当注重党内法规制定技术的作用，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同时在制定技术规范出台后通过备案审查等方式来保障制定技术规范的有效实施，并且应当在观念上重视立规技术规范的作用，努力提升党内法规制定者的水平，构建符合党内法规实践的立规助理制度，以确保党内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