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劳动关系——自行协调、走向两利

浙江是"个私"大省,但劳资关系却相对协调、和谐,其秘密是什么?从劳资关系运行参与者、劳资关系运行规则角度分析,浙江模式劳资关系由以下要素构成:"本土化"的资方;"商业化"原子状的劳方;少(适度)介入、"无为而治"的政府;"自然生成的"劳资关系运行规则;企业一体化的劳资关系;以效率为核心的劳资关系运行。浙江模式劳资关系运行的特点是在以上要素基础上,形成了"自行协调、合作,走向两利、共赢"的运行体制。     

嵌入型劳资关系的特点及影响研究

嵌入型劳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是跨国资本与本地劳动力结合而形成的劳资关系。跨国资本具有明显的嵌入色彩,凝结着输出国的技术水平、管理理念、行为规则等。嵌入型劳资关系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在与内源型劳资关系比较基础上,阐述了嵌入型劳资关系的特点及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嵌入型劳资关系对广东产业升级总体上起着促进作用。     

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形成过程及其政策意义——基于产权视角

从产权视角来看,所谓企业劳资关系冲突,是指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与物质资本产权所有者或代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斗争。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特点是,产权当事人特定、产权内容特定和产权维护手段特定。企业劳资关系冲突是通过劳动争议产生、劳动争议发展或激化和劳动争议转化为劳资关系冲突三个阶段形成的。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原因,是当事人维护自身的权利(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企业劳资关系冲突形成过程的政策意义:一是要认识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形成过程;二是要阻断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形成过程。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履行问题研究

认真梳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府角色定位,并对政府参与劳资关系调整职能履行的机制支撑与路径选择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对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劳资关系在形成过程中无论国企改革、民企壮大还是外企引入,政府均发挥着重要引导指导作用,我国政府在劳资关系调整中更具主导性的个性特征。政府应真正确立"改革成果共享、弱势群体保护"的包容性增长理念,亟需从"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权力本位"向"劳动者权利本位"转变,亟需从对劳资关系"自由放任"的局外人向"主动前瞻、适度干预"的主导性角色转变。     

社会变迁中的政治关系:“五四”前主义话语下的劳资问题

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无政府主义党开启了中国近代"革命"架构的新面向。三党均将劳资关系视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拟通过调适劳资关系整合社会,将处理劳资关系作为建构理想社会的中心任务,从而提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建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新指向,丰富了工人的政治经验,开启了以"平民教育"传布意识形态的新途径,促进了知识人的"革命化"。     

工业化差异视角下的农村婚配秩序研究——基于浙东S、Q两村的经验比较

农村婚配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对浙东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工业化核心地带和工业化边缘地带农村婚配秩序存在差异。在工业化核心地带的乡村,形成经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本地工业整合作用下形成本地婚姻,就地城镇化会降低婚姻成本,完整的社会结构会提升婚姻稳定性,最终实现本地婚姻资源的高度适配。在工业化边缘地带的乡村,经济活动脱嵌于村庄社会,异地工业化的性别区隔推动本地婚姻圈的破裂,形成多样化的婚姻模式,县城城镇化推动婚姻成本上涨,瓦解的村庄结构和“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法调解婚姻危机,婚姻稳定性较差,本地婚姻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形成不同的婚配秩序,其背后是区域经济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工业化差异为农村婚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研究经济活动对村庄社会、婚姻生活秩序影响的新切口。     

贫困情境下本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社会嵌入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贫困地区特定情境,构建了本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模型,选取武陵山片区10家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探讨了在初始条件约束下本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本地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基础,贫困地区企业通过社会嵌入来发现和利用自然资源、知识技能、制度禀赋、硬件设施等本地能力,进而获取某些稀缺发展资源,以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由于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禀赋,而在内部管理和外部营商环境方面有所不足,其形成的"资源诅咒"效应限制了本地企业的成长。社会嵌入不仅直接影响贫困地区企业成长,其不同维度在本地能力作用于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表现方式不同。其中,关系嵌入有助于企业与诸多利益主体连接成利益共同体,有助于塑成内部能力和获取资源;结构嵌入有助于形成优势营商环境,优化企业发展外部条件。相关研究不仅可以丰富贫困情境下的企业成长理论,也为贫困地区企业实现包容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中国劳资不对称博弈现象分析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劳资关系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社会关系之一,即"雇主方"和"受雇方"。然而在中国的转型期,在正常的现代社会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新问题,即:劳资双方之间的博弈出现了不对称和不平等现象,即"强资本、弱劳动",尽管说该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们认为,实行政府的积极介入、工会的激活、三方协商机制的有效运转,能够使该博弈现象明显改善。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对外资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与劳动保护问题的调查研究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使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劳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新问题。通过对山东省部分外资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外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着侵犯职工合法权益以及劳动保护不健全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成为外资企业劳资关系不稳定与不协调的重大隐患，阻碍了外资企业的顺利发展。保障职工劳动安全与合法权益、协调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是研究外资企业生产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省外资企业劳资关系与职工劳动保护的现状、在在问题与原因，并借鉴国际惯例，提出了建立健全职工合法权益保障体系、协调外资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思路。     

主体、主义与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研究的建构

政治经济学中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资为本"和"以劳为本"两种视角,前者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后者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决定了中国劳资矛盾的特殊性,它要求中国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应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坚持以劳方为主体,以劳动社会主义理念为指导,紧紧围绕"劳动者的利益在于劳动"这一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的研究主张。     

多元化路径：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的反思和重构

在劳动关系的转型中,以我国目前以强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依赖国家立法和规制来干预、平衡劳资关系的调整模式已经难以应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要。因此,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多元化路径的制度创新需求显得越来越紧迫,这种制度创新可以简略概括为:以政府调整劳资关系模式为主导;以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建构中国化的集体谈判调整模式为主要手段;以通过公司治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弱者地位来实现劳动权的保护的调整模式为基础条件,三者共同构成我国劳资关系调整多元化模式。     

"工荒"背景下劳资关系重塑与工会调节作用

工荒是中国社会嬗变过程中,多个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发酵、集中爆发的结果,它考验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资关系的重塑。中国工会作为一种人群参与率最大的组织,在平衡劳资关系、维护社会公平、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应起重要调节作用。     

阶段定位：劳资关系研究的前提

劳资关系的研究应注意一个重要的前提：当前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阶段定位,它是劳资政策制定的基础。这种阶段定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初级阶段的大背景成为调节劳资矛盾的基础;第二,政治运行是劳资关系调整的方向标;第三,工业模式对劳资关系的变革具有双重功效;第四,和谐社会是劳资关系改善的福音。它们影响着当前劳资政策制定与运行,劳资关系的协调以及劳资矛盾与冲突的化解,是当前劳资关系研究的出发点与前提。     

转型期我国劳资关系失衡格局成因及对策研究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劳资关系领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市场化的劳资关系已基本形成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劳资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化,复杂性,变动频繁,劳资矛盾显性化等特征。在此基础上,劳方与资方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开始在市场机制下展开合作和博弈,表现出"资强劳弱"的典型特征,劳资关系变动频繁,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感和安全感下降,导致劳资矛盾显性化,劳资纠纷和劳动争议急剧上升。     

三方博弈下劳资关系发展的制度选择

工人、企业主和政府共同构成劳资关系的三方格局。三方必须维持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偏离了重心,形成一方单赢局面的话,就将导致破坏性的结果。然而,在我国目前劳资关系的格局中,重心产生了偏离,企业主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劳动者缺少对企业主进行有效制衡的力量和机制,地方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企业主一方。走出目前劳资关系困境的关键在于引进集体谈判机制,建立政府、企业主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三方协商机制,”形成企业主、工人与政府之间制度性协商平台,使劳资关系走上制度化发展的轨道,使私营经济获得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     

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

以聚居在沙村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从空间视角出发,认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以及外来流动人口(外来租户)与本地居民(本地租房户)在共居空间内的持续互动,使得这一"聚居—混居"的空间格局,成为外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石。在与本地房东混居的过程中,沙村流动人口的集体身份,也通过两者间的日常互动交往,通过各自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再建构,经历了一个由"外来人"向"客居人"转变的符号转型过程。     

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思想——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述评

本文全面介绍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及其主要学术贡献,他们在对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分析中所运用的博弈论的方法,推进了冲突与合作博弈的发展;通过引入连续统模型,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作出了重大改进。他们的贡献对我国建立和谐的制度结构及其社会基础并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拉美国家劳资关系规管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劳资关系的规制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各国采取的灵活的用工制度、限制工会组织、重置集体谈判权等改革措施,在促进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关系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使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规制出现"缺位"、"错置"、甚至"负置"等问题。我国政府应借鉴其经验与教训,在劳资关系规管中改变单纯"劝架者"的角色,以良性劳资关系"建设者"的身份,积极探索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的基本途径。     

日本劳资关系管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劳资关系比较稳定,这与日本健全的劳资关系管理制度密不可分。研究日本的劳资关系管理实践对于构建我国和谐劳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从日本劳资关系的特征、立法、工会组织、团体交涉、三方机制等方面进行阐释,并指出了对我国劳资关系管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