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

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不能仅仅局限于新民主主义史的视角,而是应该引进民国史视角,这意味着应该全面解读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应该勇于正视民国为现代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应该还原面对民族危机的民国姿态。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复原现代文学史的原生态,准确地理解作家、作品与其他文学现象。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

较之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值得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进行详细梳理、辨析与论证。从研究对象看,较之从经济角度对传统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研究对象已然转变至现代文学;较之此前已有的从经济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潜在研究对象将是在这基础之上的"民国",更具整体性。从研究目的看,以"民国经济"为视角进行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建构现代文学经济学,也不在于梳理现代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纷争,而在于对文学、文学中的人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此相关,我们必须警惕这一阐释视角的有限性,细心甄别研究对象,并力求回归文学本位。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民国佛教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意义

正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上,现代的概念一向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的。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角度,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多年的历史。①一个是思想发展史观上的意义角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领域内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性或现代性质素。作为一种历史观念,这种现代性意义的时间划分方法和思维方式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这种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视域中,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在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返观与重构——“民国文学史”的意义、限度及其可能性

在民国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之中,重新梳理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细节,能够更好地呈现文学史的多副面孔。当然,此种命名背后所隐含的系列矛盾也得以相伴而生,部分问题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障碍。我们只有尽力还原当时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寻找一种真实独特的民国体验,才能重构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文学史编纂法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性。     

基督教为何能够进入中国现代文学

基督教没有成为传统文学的资源背景,但与现代中国却发生有制度的、知识的和审美的关联,在审美上又有实践与理论的分流,中国现代文学在反思传统的背景之下,从思想启蒙、情感体验和语言形式方面对基督教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叙述。但在知识论上,基督教却没有成为现代中国美学的重要内容,而是在反叛和超越的前提之下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于是,有了理性的知识建构与感性的文学想象不同的言说路径,由此也表明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基督教既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审美世界,又留下了历史的意义限度。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1949-1979

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繁荣面貌,不仅研究主体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时代及学术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香港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与世界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1949年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向海外传播,以及海外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重要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完整认识,离不开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性探讨。     

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力图跳出政治话语干扰、接轨西方学术的文学史研究颇多成绩,但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空白之点。在今天,如何正视中国文学的政治形态背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包括"民国机制"的阐释框架,将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更充分的本土基础和可靠的逻辑线索。     

遇到异乡的神祇——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当前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多局限于“索隐法”等研究模式,不能够准确、深入地估量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所谓内在层面的研究,指的是分析作家如何从内在的价值立场上吸收、化用基督教精神;外在层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作家在修辞策略等外在的层面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运用。     

民国文学机制研究中的经济视角 ——西川论坛第一届年会综述

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伊始,有关其性质和命名的争论就从未停息。从强调相对于古典文学之新的"新文学";启蒙论与阶级论相抗争的"中国现代文学";到凸显文学自主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到宽泛而模糊的现代性视角的引入,在关于自身性质与价值判断的不断更新中,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既释放出历史阐释的巨大思想活力,又在命名的不稳定性中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危机。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遇到异乡的神祗——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当前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多局限于"索隐法"等研究模式,不能够准确、深入地估量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所谓内在层面的研究,指的是分析作家如何从内在的价值立场上吸收、化用基督教精神;外在层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作家在修辞策略等外在的层面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运用.     

民国中小学作文与现代作家的培育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许多人接受了民国教育体制的中小学教育。其中,国文课的作文教育为学生成长为作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教育体制中,中小学作文教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深刻地影响了学生早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注重个性发展和情感抒发的作文理念,使得学生摆脱了传统私塾策论式写作模式的束缚。民国中小学作文教学,一是注重了学生写作内在规律的把握;二是促进了中小学学生对文章写作的兴趣;三是注重采取不同的形式促成了其文学创作的社会化;四是注重图书馆在学生作文阅读和写作中的作用。总的来看,中小学的作文教育在培养中小学学生成长为现代作家的过程中,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队伍的生力军,为大学更好地进行文学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培养出了一大批现代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的学术论衡

本文对近年来出现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与辨析,认为"民国文学"说不恰当地攻击了已为学界所广为使用的"现代"、"现代性"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性概念,体现的并非文学史观的进步。另一方面,"民国文学"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依据、分期界限等也存在偏颇,即过分强调了国体、政体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却忽视了其世界背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一种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     

时空二元对立与区域文化视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种以空间观为立论基点的批评范型,其指归在于对80年代的线性文学史叙事予以质疑和批驳。相互冲突的这两种文学史观虽然理论资源、价值立场都大相径庭,但是却具有相同的思维特性,即均从时/空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阐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学术转向的这一关节点,研究者须从当下的主导性文化语境中超拔出来,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寻求开启崭新研究路向的契机。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五色石”——读王学振新著《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

王学振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6月正式出版了。该书视角独特,材料丰富,结论新颖,体现出很强的创新性,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璀璨夺目的“五色石”。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与方法

五四时期,基督教文化也是新文学先驱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崇尚耶 稣的伟大人格,推崇基督教文化中的人道精神．成为许多作家的虔心追求。这些与基督教文化相关 的作家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清醒的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者。第二类为基督教的皈依者．第三类为对 教会现状不满者．第四类为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者。在理清基督教文化对具体作家、具体创作的具 体影响的基础上,还必须对这种影响作整体的观照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