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论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统一台湾问题的关注——以《华夷变态》为中心

本文以日本《华夷变态》书中唐通事向江户幕府所提供的清初台湾郑氏集团的情报为中心,考察了日本对于郑氏集团政局发展、清郑军事对峙与和谈以及清朝统一台湾等具体情况的深入了解状况,并从政治、军事和经济角度分析了日本江户幕府极其重视清朝统一台湾问题的原因。     

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是一个对中国儒学十分尊崇的国度。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颇具特色,突出地体现于有清一代朝鲜统治者所提倡的“感戴皇明”的社会风尚以及在“尊王攘夷”的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下,朝鲜完成了由被迫向清称臣纳贡到心甘情愿地做清藩属的历史过程。关于清朝时期朝鲜“感戴皇明”的原因,前人多简单地归结为“壬辰再造之恩”,却忽视了隐藏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强调“三纲五常”、主张“尊王攘夷”的中国儒学是朝鲜对“皇明”的“感戴”能够历清一代,经久不衰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与思想基础,是朝鲜“感戴皇明”的深厚的文化背景。朝鲜对清政治立场的转变固然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根本的起决定性的原因则是清文化的日益进步。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清朝鸦片战争期间的战船建设

1840年,英国侵略军向中国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中华民族开始了100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在鸦片战争期间,基于"英夷船坚炮利"、"器不如人"的感受,清朝开始了战船的建设活动。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战船建设未能在战场上发挥制敌的效用,但成为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初次尝试,对清朝水师走向近代化有积极的作用,为鸦片战后"师夷长技"的主张提供了思想营养和社会实践的基础,对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启迪和借鉴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的变迁。     

清朝逊国90年祭

公元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国编年史上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清朝最后一代皇帝宣统溥仪宣布退位，将统治权移交给国民。清朝统治中国 ２６８年的历史到此结束，延续２０００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亦告终结，从此开始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当此清朝逊国９０年之际，回顾其盛衰兴亡的历程，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无论从发展学术，或从现实的需要，都有意义。 一、历代创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历代王朝创业史，是中国历史的光彩篇章之一。清朝的创业史，其历程恰如一部英雄史诗、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朝鲜“朝士视察团”赴日人员研究

"朝士视察团"赴日考察在朝鲜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是19世纪80年代初,朝鲜李氏王朝试图突出重围,主动迎接时势巨变的一次明智选择,加速了朝鲜王朝的社会转型,影响、改变了朝鲜社会的历史走向。视察团成员此后大多数被授予高官,担当要职,成为朝鲜近代化运动的规划者、参与者,左右着朝鲜内政外交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着朝鲜历史演进的趋向。换言之,到1910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前,"朝士视察团"成员就是朝鲜历史的践行者、书写者。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在该问题的研究上尚存在若干缺陷或错误。     

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

以朝鲜诗话《清脾录》为个案,可以从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探讨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之间的关系。《清脾录》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其关注本国诗之外,还关注当时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具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其抄本、刻本在朝鲜、中国、日本之间的流传,以及在文士间发生的阅读、删改、传播等事象,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三国文士眼中的他国文化,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从《清脾录》的阅读反响可知,"阅读"甚或"误读"与东亚诸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彼此的文化体认有关,而"东亚视野"在文学领域的呈现与发生影响,正通过书籍的"环流"得以体现。伴随东亚书籍"环流"现象产生的,是东亚诗学不同于18世纪以前的超越国界的弘阔意识。     

19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周边问题及后患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征服邻国”作为长期战略。19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周边问题主要针对琉球,另外则通过征韩论觊觎朝鲜。当时清政府官员在琉球交涉问题上有三种意见,它反映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处境。日本吞并琉球、入侵台湾所带来的后患是朝鲜、台湾相继被日本占有,接着就是逐步去实现其大陆政策。需要我们反思的还有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日本殖民主义化。     

清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入关以后，十个皇帝，除末帝溥仪没有设陵外，其他九个皇帝都分别在河北遵化县和易县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园。由于顼个陵园各距北京市区东、西一百里，故称“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西二陵在规制上基本沿袭明代，所不同的是陵冢上增设了月牙城。另外，明十三陵中，只有长陵有“圣德神功碑”，而清东、西二陵中则有数通。陵园的布局与明代相比也发展到更成熟的阶段。清东陵和清西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与历代帝王陵园相比，它的年代距今最近，影响也较大，在陵寝发展史上处于突出的地位。     

“朝鲜问题”与19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关系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地处东北亚战略要冲的朝鲜半岛便成为列强扩张的焦点。为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新兴的日本和美、俄、英等国与作为宗主国的清帝国之间及列强相互之问,进行了激烈的角逐。所谓“朝鲜问题”,其实质是强国对弱国的压迫和强国之间的势力争夺。这种争夺制约着19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通过日中和日俄战争,日本终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使“朝鲜问题”告讫。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研究——十八世纪西人眼中的清朝司法

国内外学者对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缺乏深入关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早在18世纪,西方人士就对它做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述.西方人不仅承认清朝司法总体上的合理性,而且还认可清王朝法典对社会、对老百姓的公平性.其评述还体现在对法律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认可上,体现在对审判制度、死刑制度、监察回避调动制度以及对狱政管理的认可上.其负面评述是,司法中的滥刑行为,监狱的黑暗,司法受贿或花钱替罪,并对司法审判中连带责任行为、民刑不分的批判.西方人的评论有几个特点:18世纪中前期与18世纪后期的评论是有区别的;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相互掺杂;相互冲突的评论也大量存在.由此可看出,西方对以司法制度为代表的中国体制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清晰,再到批判的过程.这一认识上的变化是与西力东渐下,西方殖民势力日渐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密切相连的.     

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特点

由于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而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而当时的满族人数很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日的地协调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蒙古族、汉族、藏族在清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则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这是由不同民族关系在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决定的.     

清朝前中期的民间火器

清朝前中期,团练、宗族、盗匪、会党等群体以及平民百姓私人掌握了大量火铳、鸟枪、抬枪、火炮等火器。对民间火器,清朝法律都予以禁止、限制。但在一定情况下,又希望民间武力补助国家武力之不足。清皇朝对民间火器一直在严厉禁止和适当限制之间摇摆不定,其主旨都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秩序。清朝禁止、限制民间武器的法律,实际上并未得到贯彻执行。清朝前中期民间武器流散的格局以及清廷的政策,到晚清仍有影响。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