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

本文比照白居易的《长恨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以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为歌重新确定了“史诗”和“女人”的概念,在把上海这座城市化为女人的心灵的同时,拆解了女人的历史,构筑了女人的现代,为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组建了一个界碑     

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

与追求真实、非社会一样,以悲为美,歌唱悲美也是日本文学的三大传统之一。它的形成与白氏诗文尤其白氏《长恨歌》关系密切,而白氏《长恨歌》同时还是联结郁达夫文学与日本文学的重要桥梁。     

找寻久远的记忆：－从《长恨歌》看王安忆和张爱玲的相似性

王安忆的《长恨歌》表现出与张爱玲小说的相似性。《长恨歌》是以一个女人的一生来描述上海这座城市的长篇小说。小说从“生命的韧性”和“人生的安稳”两个方面表现主人公王琦瑶的人生,并进而归纳对这座城市的认识。这与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倾向相契合,它们都来自女性的经验记忆,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女性心理。     

《长恨歌》文体异说

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以他文史大家的卓识,提出“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的新说,并准确地指出《长恨歌》为“言情小说文体”的诗歌部分。其实就《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这两部具体作品而言,两者都是小说,一用诗体,一用传体,《长恨歌》就是诗体小说。     

《长恨歌》的正声究竟是什么──也谈《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的正声究竟是什么──也谈《长恨歌》的主题欣然一、历史评说的差距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一生作诗数以千计，它是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一颗灿烂的明珠，许多诗篇脸炙人口，为后人吟诵。对白诗的褒贬评说，浩瀚如海。特别是对《长恨歌》与《琵琶行》两篇，又以《...     

拓女性写作天地，谱女性话语篇章——-从《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看王安亿小说中女性话语的建构

王安忆的小说擅长通过象征、暗示等手法表现女性的人生经历及她们的内心困惑、抗争,以突现女性的价值意义。她的小说《叔叔的故事》、《长恨歌》,从女性经验出发,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着女性话语,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成功地实现了反男性叙述。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王安忆《长恨歌》在铺写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方面卓富才情,但在叙事立场方面却存在着价值缺憾。该文本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认同了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评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世俗观念;在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不同历史想象中的女性形象——论《长恨歌》与《白鹿原》叙事中的两性差异

《白鹿原》与《长恨歌》先后于上世纪90年代问世,两部长篇小说都将笔触指向了“历史”,但两者对于历史的建构却是大相径庭：前者建构的历史是一种“斗争模式”,后者则是“合作关系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想象中,两位作家又分别塑造了“妖女”、“圣女”、“女人”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不同的历史想象与女性形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复杂的性别意识话语,反映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更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完成女性自我建构的再度深思。     

《长恨歌》的文本接受史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长恨歌》的文本接受史问题。认为历代以唐玄宗和杨玉环爱情经历为题材的作品多以《长恨歌》作为叙述和评说的基础,可以视之为《长恨歌》的特殊接受史。结论是《长恨歌》存在着多方面的接受可能性,诸文本包含着独特思想和深层文化意蕴。     

《长恨歌》研究三题

《长恨歌》与《连昌宫词》叙事艺术的比较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同是唐诗中的叙事名篇。这两首诗都以牵系着唐帝国命运的安史之乱为背景,综括了唐玄宗专宠杨贵妃,荒淫误国而导致社会变乱的史实,因而有不同程度的讽谕或垂戒之意。很显显,元、白二诗都受了中唐时期已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兴小说——传奇的影响,善于进行艺术虚构,既植根于历史土壤,又不囿于历史事实。《长恨歌》写马嵬之变时杨妃与玄宗生离死别的一幕,一个“宛转蛾眉马前死”,一个“回看血泪相和流”,已经是对历史的“改装”,——只要我们读一下《通鉴纪事本末。安史之乱》的有关记载,就不难发现这一     

逃离与回归——谈王琦瑶在《长恨歌》中的结构意义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是作家笔下上海文化的代言人,同时,这一人物在小说中还有着形式上的意义。她是沟通边缘与中心的媒介,体现出女性由边缘向中心的努力,同时也显示出作家在创作中从形式向意义的追寻。     

《长恨歌》创作心理溯源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形象,以马嵬坡事变为分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在文学幻想中按照分身的方式进行的多重投射。话语主体李隆基的形象,既蕴含着诗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有诗人自我宿命的感伤;而杨玉环,则是糅合了“美人幻梦”原型和诗人自身情殇的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女性“符号”,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在集体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塑造和改编。     

浅议《孔雀东南飞》和《长恨歌》中的感伤爱情

感伤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特殊形态由来已久,个体的微不足道,命运的不可捉摸,加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总会造成感伤的出现,并使之持续不断.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都以悲剧收场.虽然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不相同,但他们都同样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都体现出了感伤.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时代及自身性格的影响.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女性自我的建构:当代女性书写的主体呈现及其内涵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女性书写者对女性主体性的探寻呈现出不断变化深入的态势.即从张洁、张辛欣"女人是和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到王安忆、铁凝对女人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存在的特性的探寻,到林白、陈染文本从个我隐秘的生活、心理层面对性别个体女性自我的追问,再到王安忆<长恨歌>在一种平易的日常状态中展现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式及意义,营造一个世俗、民间的女性自我.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公官"从相之别称到正官考识

"三公"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官名之一。由于经历了太多的变迁和跌宕 ,人们难以把握其丰富多变的内涵 ,常常产生误解。实际上 ,"三公"从产生到变为虚衔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迁 :先秦时“三公官”为尊称 ;秦汉时"三公官"为宰相 ;晋南北朝间始正式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官", 间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隋至唐、宋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用做宰相、亲王、使相加官 ,不预政事 ;北宋徽宗朝"三公官"复改名为"太师、太傅、太保"为真相之任 ;宋钦宗之后至元明清"三公官"(太师、太傅、太保)为加衔。     

相和歌概念新解

重理相和歌概念使用历史及其与清商曲的关系,可知汉魏六朝时,相和歌特指汉相和曲;经唐宋逐渐扩展,终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含括多类的概念模式。古人把在曲辞及表演体制、艺术形式上与汉相和曲有密切渊源承续关系的相和引、吟叹曲、四弦曲、诸调曲等都归入相和歌,是符合相和歌历史实际的,体现了古人对相和歌动态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合理总结,令人对相和歌概念范畴的争议莫定正是缺乏辨证分析与动态理解的结果。     

回本溯源——论《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有讽喻说、婉讽说、爱情说、隐事说、感伤说、多重主题说和无主题说等。白居易在自编诗集中将其归入＂感伤＂类,这是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本源,研究者在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长恨歌》的本意。本文在《长恨歌》主题研究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唐杨妃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从《长恨歌》和《李夫人》之对读中去理解＂恨＂之释义,以及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去解读《长恨歌》的感伤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