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4年3月2 0—2 1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了“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创新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次研讨会的宗旨是在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哲学学科创新,建立符合中国哲学特色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现将会议主要议题的发言综述如下。1 中…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2．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3．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4．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5．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6．关于如何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因素探析》

<正>《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被誉为社会科学文摘期刊的三个重地,收录有创见、资料新的重要学术研究文章,是一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一。《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5年第3期全文转载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思想史研究

主持人语《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的“思想史研究”专栏发表了刘笑敢教授主持的一组讨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文章,主打文章即是刘教授本人的《“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刘教授所说的“反向格义”大致是指“用现代或西方的哲学概念来解说或定义中国古代经典固有的哲学术语”,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主流方法。刘教授以老子研究为例,述说了这种方法已使中国哲学研究陷入了某种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笛卡尔以来的dichotomy(对立二分)式的概念结构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术语系统…     

《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三国文化研究”栏目文章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将重点刊发地方历史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章 ,近期收到海内外专家学者“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文章十余篇 ,将于 2 0 0 5年第 2期刊出 ,其中有 :沈伯俊《张飞形象 :用市民意识改造的英雄》、〔美〕黄保中《“天意悲剧”与“命运悲剧” :《三国演义》悲剧特质》、〔日〕伊藤晋太郎《关羽与貂蝉》、李祥林《三国戏中的貂蝉故事及其性别文化透视》……本刊欢迎作者、记者围绕成都地区历史文化与经济建设进行深入研究 ,并积极向本刊投稿 (投稿方式及要求参见本期第 89页 )。《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三国文化…     

上海青年学者呼吁重建人文精神

《读书》三月号以头条位置于刊发了上海四位青年学者的讨论,反思中国人文学科陷入根本危机的原因,并探寻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性。 这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讨论是由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等发起的。在第一篇“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讨论中,这四位学者分析了哲学、文学批评等学术领域的现状,指出目前中国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在哲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由宁夏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性期刊。1979年创刊,至2003年7月已出版25卷112期,是中国最大的图书进出口机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推荐、介绍、精选并直接向国外发行的当代中国重要学术研究期刊和中国高等院校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之一。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发的大量重要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全国报刊索引·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统计与分析系统”等全国主要文摘、文献载体转载、摘编。 1994年被《国际学术期刊及会议要目》(东南大学出版社)确定为中文权威性学术期刊。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有“三重困境”吗——与寇鹏程先生商榷

原载于《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 0 0 3年第 6期的寇鹏程先生的文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三重困境》 (另见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 2 0 0 4年第 2期 )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存在着三重内在的困境。笔者认为 ,“三重困境”的提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这里一一提出质疑     

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当人们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从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时,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和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领域,只要这个领域存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至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名称去指谓它,乃是一个与合法性无涉的问题.当人们不是从中国哲学应有的内容,而是从其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形式出发去讨论合法性问题时,这一问题才真正地获得自己的意义.     

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本质的理解,决定了对克服危机方式的选择。理解为学科危机,还是意义危机,体现着问题意识的不同,层次和力度的不同。作为一个建制化的、拥有基本范式和经典作品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讨论至今。面对     

2000年～2005年三大文摘刊物载文特点分析(二)——以文科学报哲学类文章转载情况为例

通过对2000～2005年间《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三大文摘转载文科学报哲学类文章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三大文摘刊物在转载该类文章时时段分布、地域(即学报所在地)分布以及哲学各二级学科研究领域比重分布等方面的一些特点。掌握这些特点,无疑有助于文科学报找准改革与发展的路径,从而更好地为推进相关学科的研究作出贡献。     

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为何要取严格的哲学定义？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哲学的抽象普遍性与对话式普遍性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一个基于错误的语言哲学前设的假问题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2007—2009年度本刊优秀论文评选公告

为了感谢和鼓励广大作者对本刊的支持,自2000年起,本刊开始从已刊发的文章中评选优秀论文。今年学报编辑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第3次评选,评选范围为本刊2007—2009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此次评选以论文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为原则,以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的情况及在中国知网、     

哲学：一个生成中的词语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中国哲学”的利与弊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