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何休的“三世”说探析

何休的“三世”说是其“三科九旨”的重要内容。董仲舒的“三世异辞”还不能说具有进步的或进化的观念,而何休的“三世”说则有着进步的观念。这种进步的观念不同于欧洲基于线性时间意识的进化论,也不是陈述实然的历史事实,而是“张法太平”,是公羊学家应然的王道理想的演进的逻辑;何休历史观的另一个观念是“复古”,复古与进化看似冲突,实则孔孟以降之“古”就不是一个客观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投射了自己的道德理想的价值范畴,儒者据以“是古非今”,即以此为圭臬来批判现实,开辟未来;“三世”说进一步明确了所“复”的王道理想的实现阶次,两者并不冲突。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之“匡何”与“从《榖》”

清嘉庆、道光以后,《公羊》学再度复兴,其中,刘逢禄是清公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公羊》学的复兴过程中,刘逢禄一方面以复古相标榜,以回到西汉何休对《公羊》义例的诠释为目标,另一方面,对《梁》也多有折衷取舍,甚至据《梁》来驳正何休之说,从而多少表明刘逢禄受到中唐以降“折衷三传”之《春秋》学风的影响。     

“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文心雕龙》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帝王和文人臣子经常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浮华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宋代的古文革新能取得成功,“辞尚体要”说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宋代,“辞尚体要”说作为遏制浮华文风的一剂良药,能否被付诸实践,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帝王与朝廷的好尚,实乃有力之提倡。宋代重视“辞尚体要”说,与宋人好议论、崇尚夏商周三代的文风、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和《尚书》学的兴盛等方面有关。     

陶潜《挽歌诗》与魏晋佛教“三世之辞”

本文认为，陶潜《挽歌诗》三首，是凭籍了魏晋佛教“三世”神学想象才得以突破我国千百年来的《诗》《骚》传统，于现实人生之外另辟出一“幽冥”鬼世界来。抒写其前所未有的奇思妙想，使之成为了千古绝唱的浪漫主义杰作。     

“视、示”同辞略说

“视、示”同辞是古汉语的一种词义现象,是正反同辞的一类。其特点是：在同一词中,“视”、“示”二义互为对立,互为依存,二义常常相互包容,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相对变化。这一探求,既能促进反训的深入研究;同时可以广泛用于指导辞书的立项释义,开拓训诂思路,纠正某些诂训之不当等。     

论《修辞学通诠》对“辞”的探讨

《修辞学通诠》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初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修辞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书中对修辞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对“辞”从语言和思想两个方面进行的较为精辟的分析,为我们研究修辞学提供了比较广阔和全面的研究思路。本文在现有的关于《通诠》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对《通诠》中的“辞”及其对“辞”分析进行研究,以期获取更多的对修辞学的认识。     

《助语辞》以“俗语”为释的训诂特色

<助语辞>以"俗语"为释是它的一大训诂特色,而且其解释大都准确."俗语"当指现代"土话".其意义和价值表现在第一,在虚词研究史上首开以口语解释文言之先河;第二,所保存的"俗语"资料具有语言研究的历史价值.     

春秋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

春秋公羊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自战国起至东汉末共历五、六百年,明显地经过了三个阶段:由《公羊传》奠定了基础;董仲舒《春秋繁露》构建了理论体系;至何休达到对公羊学派义法比较完备的总结。如此世代努力,构建起公羊学说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政治历史哲学,并成为今文学派的中坚。与重史实、重训诂的古文经学派相比较,公羊学说突出地具有三项基本特征:一为政治性;二为变易性;三为解释性。     

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源于上书房"讲义"说——兼论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的地位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起因,学界颇有讨论.刘桂生、陈祖武、王俊义诸位先生一致认为与庄存与在上书房的"讲义"密切相关.但揆以史实,并不尽然.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抛弃,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的冲突,清楚地表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而乾隆前期官员谢济世与孙嘉淦所注经文著作的毁版遭遇,也说明满清君权对于官员注经的警惕.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的地位,可谓清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体现.     

论《周易》卦爻辞歌谣的艺术特色

本文通过将《周易》卦爻辞歌谣与《诗经》比较,从语言的叠字艺术、章法的复沓结构、句式的二四言为主、格律的押韵合辙以及比兴手法的纯熟运用等５个方面,论述了《周易》卦爻辞歌谣鲜明的艺术特色,笔者认为,卦爻辞歌谣是比《诗经》开垦更早的一块古老而生动的诗歌园田     

《神异经》“嘲讽之辞”考究

基于对原始思维的文化吸收,战国以来儒士们积极参与的宗教造神运动,不仅共同催生了《山海经》,抑且提升了这部典籍的摹本效应,乃至有《神异经》的叙事模仿和相关“嘲讽之辞”的应运而生。就叙事意义而言,《神异经》“嘲讽之辞”借助了广征博物的时代习尚,通过伪托性质的异人抑或禽兽比附道德品质,藉此传达出深受方术影响的儒者对世风和人情的隐性观照。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

春秋公羊学沉寂千年 ,清代中叶始得复兴。武进刘逢禄精研公羊 ,有著作十三种 ,号称专门名家。刘氏春秋公羊学的特点是尊信公羊 ,排斥左传、谷梁。尊信公羊又偏主东汉何休一家之说。大凡何氏之说必力为疏通证明之 ,何氏未及者又引而申之 ,谨守今文师说 ,不杂糅牵引他家之说 ,确成一家之言 ,然何氏误解公羊处 ,也百般为之弥缝 ,乃至会曲说 ,未免不当。     

论秦国的两篇祝祷辞

目前出土了战国时期秦国的两篇祝祷辞,《诅楚文》与《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诅楚文》作于秦楚蓝田之战前夕（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是秦国欲发动鬼神的力量以战胜楚国,在神灵面前数说楚王罪状、诅咒楚王的文字。《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的作时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之间,是秦骃因自己病重而向华大山祈祷自己能够康复的文字。两篇都属于祝祷辞中的策祝一类,前者祷战,后者祷病。两篇都对前代祝祷辞有一定继承,但同时又有了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