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要准确评估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有必要搞清它的征引文献,从而分清哪些是黄遵宪的独创,哪些转引自其他资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地理志、物产志、学术志、礼俗志和工艺志中大量征引了《日本地志提要》、《艺苑日涉》和《国史纪事本末》三书,证明了这部分内容并非完全是作者的原创.《日本国志》中征引的这些书皆为学术性很强的著作,黄遵宪在东瀛浩瀚的文献中能钟情于此,说明他具有良好的鉴别资料的识见.征引时,黄遵宪以我为主,态度严谨,有力地保证了《日本国志》的学术性.     

晋陆翙《邺中记》考论——《水经注》征引文献考之一

《水经注》所引晋陆翙《邺中记》一书,是河北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邺中记》约亡佚于元末,诸辑本以《四库全书》本辑存最为详备。《邺中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特别是《水经注》虽然明确征引《邺中记》的文字只有一条,但在《水经注》中有大段文字与《邺中记》内容重合,显然系抄变自《邺中记》。这足以说明《邺中记》是《水经注》记述河北地理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周氏冥通记》注译献疑

《周氏冥通记》是研究六朝道教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周氏冥通记》作出了精确细致的点校与注解,是目前《周氏冥通记》最好的注本。然因该书颇具六朝口语的特色,在某些语词注释翻译方面尚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拾遗记》新词新义考释

前秦王嘉所撰十卷本志怪小说《拾遗记》,所记内容生动有趣,其语言既袭用古语,也采用了六朝时出现的新词,并赋予新义。文章对此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辨析与研究,试图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分析其独具的语料价值。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点校本《建康实录》卷十一标点志疑

唐高阳(今河北高阳)许嵩所撰《建康实录》,是记述六朝事迹的重要历史著作,所记史实,起于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迄于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此书旁采遗文,征引广博,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不可缺少的文献,并日益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近来,先后有中华书局校点本(1986年10月版。以下简作,书局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6年10月版,以下简作“古籍本”)间世,校点甚精,然亦不免疏漏之处。今仅就此书之十一卷,于二种校点本中有疑问之处,略作札记数则。以供读者参考并就教于方家。     

《搜神记》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六朝“志怪”远承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近继先秦两汉史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中的神鬼妖异故事,下开唐代传奇和宋代平话中“烟粉灵怪”故事的先河,一直深远地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小说和戏剧文学,而明清的笔记小说则可以说是六朝志怪的嫡传。六朝“志怪在我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搜神记》则是现存“志怪”小说中价值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是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六朝志怪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对我们充分认识六朝“志怪”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历史地位无疑是有帮助的。一、前代神怪作品的刨造性继承者     

《景定建康志》之地名记载述论

作为南宋地方名志,《景定建康志》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而为历代学者推崇。然志书在地名学上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却鲜为人所看重。《景定建康志》的地名记载甚为丰富,涉及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方面,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名史料。这些史料既有存史之用,又可资文献辑佚,也有一定的正史、补史的价值。     

《水经注》所引三种汉晋河北地记考论

《水经注》征引了许多前代地记,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地记早已亡佚无存。本文以其所征引的河北地区的三种古代地记《冀州风土记》、《中山记》、《邺中记》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它们的作者、成书与亡佚时代、佚文情况、文史价值等进行辑考、论析。     

论《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

《太平寰宇记》是唐宋地理总志中一部承上启下的巨著,其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总志编撰、目录学、辑佚、校勘及史料价值几个方面。对《太平寰宇记》文献学价值的全面评述有利于更加充分发挥《太平寰宇记》的文献资料功能和作用。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论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在六朝的演变

六朝是关于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晋至陈,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刘勰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辞赋宗师的地位。随着文人对宋玉的推崇,其形象首次由楚襄王的文学侍从转变为绝世才子,而他所开创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六朝文人笔下,也客观存在着一个由晋代悲秋到向梁陈女性题材创作集中的现象。导致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巫山神女”与“洛水女神”的形象差异及其原因

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和曹植作品中的洛水女神,虽然在出身、死因和人神之恋各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作为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塑造的女神形象,二女神在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别。神女自由大胆、热情奔放,洛神恪守礼教、举止端庄,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以及人生经历的不同造成了这些差异。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由杜甫对六朝文学之认同论杜诗之“变”

在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上,杜甫与同时代主流观点不同,对庾信、鲍照、阴铿等诗人作家的成就予以肯定,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六朝文学影响,同时又＂变化而不失其正＂。文章试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来论证为何明清以来诗评家以＂变＂来形容杜诗,以及诗之＂变＂的意义的发展。     

从“春女善怀”到“秋士易感”——论柳永对宋玉《九辩》的接受

柳永由于在气质、际遇上与宋玉的遇合,在创作中大量地接受宋玉《九辩》及其它作品,将＂悲秋＂意象用于词体,把词自《花间》以来的＂春女善怀＂主题带向了＂秋士易感＂的题材,扩展了词境;也因为他自身在艺术气质上与宋玉的契合,在艺术手法上也从宋玉赋中汲取了种种变化,并大量用于慢词长调的创作之中,扩大了词体。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