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李磊明（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近代以降，中西文化互相碰撞、交互融合，中西文化比较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中心问题。本文力图就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作一简要评述，以期于现实的文化建设有所启示。一在切入正题以前，有必要对近代中西...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辨析

文化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共通性。文化的差异性正是文化的互补性所在,它决定了文化的融合模式是一种有差异的融合;而文化的共通性则确立了不同文明的认同支点,使文明融合由求异而趋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就是冲突与融合辩证关系的统一体,它既是民族利益剧烈冲突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它从“内中外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一体”的演进轨迹,明显昭示了中西方化融合的走向和重大成果。这一过程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恰恰相反,说明历史进步的主流是文明的融合而非文明的冲突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毛泽东很早就形成了中西文化比较视野，能够以此来认识和评价问题。探索新文化是毛泽东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目的。毛泽东在试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探索新文化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内部冲突并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变革过程，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上。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造方法的比较，毛泽东选择了最可预计效果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坚信中华民族新文化、人类新文化就是“世界大同”与“民族自决”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中国先进分子探讨解决中西文化冲突之道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之道的历史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会冲、交流的时代。作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奋斗四十余年,勋劳卓著,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杰出代表之一。胡愈之曾把他与孙中山作过比较,说:“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是因为综合了近代的民族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加以中国化,而创造‘三民主义’的政治准则。蔡先生的博大精深,主张宽容与兼包并蓄,正与中山先生相同;不过,中山先生的成就在于政治方面,而蔡先生则在于文化方面。”蔡元培一生孜孜不倦地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研究,形成了兼收并蓄、自成一体的中西文化观。     

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人类文明的历史可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处于全球前沿；在太空文明时代,中西将在互体互用中互补。“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只有禀有了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为播西方文明而来,为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西化派”文化哲学批判

“西化派”是20世纪初叶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哲学派别，他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西化派”对中西文化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别是时代的差别，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主张用具有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西方近代文化来取代和改造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具有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不朽功绩。“西化派”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向何处”的时代难题,张岱年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中国文化建设应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随着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科学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间的关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力;实现中西文化的文明对话.     

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谈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文化是民族历史文明特质的表征。中西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比较具有重要意义。中西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存在差异。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建立起开放、宽容和进取的新型文化观。     

文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整合的自觉选择.因此,根据文化传播的特殊规律,既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时性结构中考察其时代发生的客观规律性,又要在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追问其民族生成的内在必然性,同时还要探究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现实可能性.面对当代世界文明和各种文化的相互融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     

论王仁裕《玉堂闲话》的文化张力

《玉堂闲话》是唐末五代天水作家王仁裕笔记小说代表作，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较高地位，蕴涵着较为丰富的文化张力。其中的神异文化主要是用以游心寓日，镜像文化意蕴深入到了感受天意。夜叉文化渐生真切之感，“胡”文化反映了不同文明在那个时代的渗透与融合，“狐”文化显示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游丐”文化有显明的时代特征，“骗局”文化有文学、社会学及心理学上的多重意义。     

文化哲学的中国文化视野——对建构中国文化哲学支撑点的探讨

本文从中国文化的独特视野出发 ,对建构中国文化哲学的支撑点进行了探讨。第一 ,探讨了中国文化对人的生命的独特表达方式 ,分析了中西文化在这方面的差异。第二 ,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基因”结构和“多圆”复合结构 ,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比较。第三 ,阐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独特“天人”观 ,分析了中西文化对待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差别。第四 ,分析了中国文化对“人的价值”的独特见解 ,比较了中西文化在对待“人的价值”上的不同倾向。     

黄遵宪文化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黄遵宪于1902年针对梁启超的保守倾向,鲜明地提出“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希望通过大力输入西方新学理,从比较中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道理,经过与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精华相结合,为救亡图强寻找正确出路,其文化思想达到了时代的高度。这是由他处在中西文化撞击的环境中,遍历四大洲而锤炼的文化品格所决定的。对于旧学他持极其可贵的批判态度,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黄遵宪的论著体现出近代文化觉醒的意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儒家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与影响：基于朝鲜半岛对雅乐之受容的研究

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自古就在东亚诸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雅乐为例的研究，以小见大，可以展现传统礼乐文化在国外被受容的历程及其机制、模式。朝鲜半岛对雅乐的受容经历了从全面吸纳接受到逐步强调本土化、地方化的过程，最终确立起既有自身特色又不背离儒家周礼古制的雅乐。在这个容受的过程中，充满了“华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和张力，“以古为正，端本正源”的雅乐容受思路的出现体现着“华化”和“本土化”的深度融合，也表明朝鲜半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性的提升。雅乐作为承载着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作为象征符号，超越了形式本身，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发挥着道德教化和社会秩序构建的作用。雅乐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地方化发展，推动了中国儒家礼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展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之路，在文明互鉴时代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重要启示意义。     

劈海扬波 务实敢为——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香山文化的历史传承

香山文化实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这个优良的“蓝色文明”传统,发源于新石器时代,在发展经济和守土抗敌的斗争中不断发扬光大。在中国走向世界、中西文化汇合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香山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身也受益匪浅。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既不同于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是拉丁文明时代“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其鲜明的特质为后世中外学术界所瞩目 ,总结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无疑对于我们吸纳、借鉴域外优秀文化 ,建设先进文化 ,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大有裨益的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从市民形象塑造看老舍的文化心态

老舍的小说构筑了一个独特的现代市民社会。透过老舍笔下市民社会的世态人情和世事变迁,可以看出老舍对"市民形象"的清醒认识,也可以看到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独特的文化心态。他一方面深感民族的愚弱而神往古老民族在现代意识的拯救下获得新生,一方面又对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衰败表现出难以按捺的焦灼;他既站在现代意识层面上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又从传统文明的角度批评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沦丧;他既抨击古老民族血液中的沉淀物,又力图让传统美德溶进时代潮流中去,从而显示出他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觉醒和困惑。     

文化哲学的新视野——李泽厚对“以美育代宗教”的新阐释

“以美育代宗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李泽厚先生在2008年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进一步发掘了这一命题的深刻内涵.他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特质中,存在着一种以审美而通达神性的“天地境界”,而这种境界具有了宗教意义上的超越性和神圣感.在这一层面上,“以美育代宗教”这一命题既包含了宗教的关怀,又肯定了人世的价值,进而成为人类可以深长思之的文化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