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之后第一人--论欧阳修对韩愈及古文运动的承继与传扬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极为当时及后世文人所推崇.而在古文运动自唐而宋的过渡、承接中作用最大,又最推崇效仿韩愈的,当首推欧阳修.欧文拟韩与欧诗仿韩,韩欧文体,宋盗唐与欧盗韩,法欧与宗韩,为前人对欧阳修在继承传扬韩愈及古文运动方面的评说,从而探索出韩欧之间的一线文缘.     

韩愈的夷夏观及其对古文思想的形塑

韩愈的夷夏观对其古文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韩愈夷夏思考的核心是排斥作为"外国之法"的佛教,树立"中国之法"。相对于以民族和文化来区别夷夏的传统观念,韩愈的夷夏观有了更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其所谓"中国之法",并非单纯的儒道,而是包含了以儒为本的中国道统,以及兼容百家的中国文统,反映了对中国国家精神文化传统的丰富认识。中唐王权重振呼声强烈、边患压力加大,增强了时人的国家意识,构成了韩愈夷夏思考的重要时代背景。夷夏新识的激发,令韩愈走出唐代古文前辈宗经复古的传统格局,形成文道并重、"三代"与"两汉"兼取的独特古文思想。宋人对韩愈的夷夏新识颇多共鸣,这是韩愈古文思想能深刻影响宋人的重要精神背景。     

从“文道”之不平衡看唐代古文运动

"文"与"道"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概念,这两个概念共同决定着古文运动的发展趋势,也是身处古文运动当中的作家们在创作中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韩愈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为有唐一代的古文家的创作定下了基本的格调,在这种主张的影响下,有关道德伦理层面的"道"占据了文章创作的核心地位,而关乎文章文学性的"文"则成为附属,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中晚唐的古文家们在创作当中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即过分地注重对于道统的阐发,忽视了对于文章文学色彩的营构,最终导致古文运动在晚唐的逐步衰微。     

再论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分标准

汉代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影响十分深远.关于这一论题的专著及论文为数众多,在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分标准问题上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分标准应该在于其是否被立为官学.这种看法虽早有先贤提出,但本文的意义在于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韩愈“谀墓”问题研究述评

文章从韩愈“谀墓”说法之由来谈起,以建国前后为分期,就多年来学界关于韩愈“谀墓”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认为肯定者多从刘叉之言及《平淮西碑》等引起的纠纷入手,断定韩愈因贪图钱财而作碑志文,逢迎权贵,虚美隐恶,谀墓明显.反对者则就史传所载与碑志所写人事进行对比,并联系韩愈的政治思想和文道精神,认为韩愈碑志文写法虽多变,但写权贵就事论事,扬善隐恶,并未谀墓.综合而言,学界关于韩愈“谀墓”的研究,虽取得不少成果,但多集中在探讨作文润笔和韩弘碑志等方面,局限于文本考证,宏观把握不足,研究视野尚需拓宽.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近代今、古文学派的异同与分合

儒家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步入近代,仍为学者所信奉。在社会变革迅速、动荡加剧的时候,不同学派会有共同的改革要求,又有着彼此不同的差异。同一学派既有治学方面的一致性,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又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异同、分合,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我们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同,而忽视学派之异;也不能因是同一学派,而视为一切皆同。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论柳宗元的"化骈为散"与古文形式的确立

古文形式的确立依赖于韩愈、柳宗元对文章形式的革新.柳宗元少学时文,受六朝、初唐骈文影响颇深,其古文"化骈为散",即化对句为散句,骈散结合,化典雅为通俗,不用或少用典故,化简单的对句为散句长联,将骈文的声韵辞藻方面的特点运用于散文之中,化骈文声韵为散文声韵,使散文一样具有声韵美,多用虚字,形成新的文气.柳宗元之所以改革文章,并取得突出成就,是因为他对骈文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同时也是因为他在贬谪中试图表现自己的才智,以引起朝廷的关注.     

“朱熹疑伪《古文尚书》”一说考辨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朱熹有怀疑<古文尚书>为伪的思想,本论文在对朱熹<尚书>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朱熹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盖距.但他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迭而不是字字有解.     

也论韩愈柳宗元的“不平则鸣”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论点,由于其人生经历所限,他所看到的不平局限于士大夫阶层。柳宗元积极支持韩愈“不平则鸣”的主张,而且他长期的流放生涯,更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古文运动、科举与"唐宋八大家"

古文运动与科举制度的出现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唐代古文家对科举考试中的时文多有批评,但实际上古文家与科举考试有着相违与相依的双重关系.从宋代起古文渐渐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作用,"唐宋八大家"的出现正反映着古文与科举的这种双重关系.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科考时文“以古文为法”与古文之复兴

时文"以古文为法"肇始于宋代科考改革,并成为科考制度下历代士子的共识.这种时文法古思潮和创作实践成为古文得以复兴与繁盛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适应于应试技法的实际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古文文法的探讨与总结,促进了古代文章学的兴盛.尽管科考时文屡遭历代学者文士的诟病,但倘若没有科考时文实际需求的催动,古文的复兴与繁盛将会较为滞后.     

“椽笔淋漓”“倚天拔地”曾国藩古文创作概览

曾国藩作为桐城派中兴大将,因地位显赫,社会交往频繁,古文题材广泛,主要涉及治国修身之道,为阵亡将领作墓志铭,为属僚友朋赠序,为丈人墨客文集题言,为文学家、政治家、学者作传.艺术风格上,师承韩愈笔法,一改桐城派呆滞平直、"窳弱之病"以及"懦缓之失",汲取骈文腴丽华美的声色,奇偶互用,借鉴两汉大赋之笔势,变方苞、姚鼐之醇厚雅洁,而追求雄奇恢宏,光明峻伟.     

欧阳修与韩愈的“古文”关系

一、引言 “古文”一词,涵义有三:一指古代的文字,如甲骨文、蝌蚪文、钟鼎文、籀文、篆文等。一指古代的文章,如三代两汉之书,屈、宋、扬、马之作;广泛而言,凡非现代、当代的作品,都可称为古文。一指韩、柳所倡导的文体,是“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 唐宋古文运动,韩愈是拓荒者,欧阳修是建业者。韩愈在唐代提倡古文运动的时候,大声疾呼,召收后学,结果受到群众的“笑侮”、“聚骂”、“指目牵引”、视之为“狂人”。因此,他提倡古文,在当时没有真正的成功,但留下深远的影响。欧阳修在宋代提倡古文运动,既有柳开、姚铉、穆修等作先驱,复有尹洙、苏舜钦、苏舜元、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等友生为羽翼,加上位高名重,诗赋文词皆有杰出成就,故提倡古文,一呼百应,成绩斐然,凌轹千古。     

古文《尚书·说命》与傅圣思想研究

古文《尚书·说命》历来被认为是“伪书”,因而它所记载的商朝武丁时期有着“圣人”尊号的一代名相傅说的事迹和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通过深入论证,可以看出古文《尚书·说命》是先秦流传下来的真古文献,有着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说命》所载傅说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商朝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说命》记载的一系列言行来看,傅说不愧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