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撰征赋》《山居赋》的注释问题

谢灵运《撰征赋》和《山居赋》篇体长大,目前的注本很少,注释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就两赋注释中的部分典故、史实进行了补充、订正。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藏本《通玄真经》音释考

《道藏》本《通玄真经》的释音有着很高的语料价值.藏本、宋本、铁华馆丛书本三个版本虽略有出入,实出同源.唐徐灵府《通玄真经》音注内容具有多样性特点.元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在音注方式上是对徐注的继承和改作,明显地带有自身的特点,但又非囿于吴地方音,反映了宋元时期以通语作注的一种类型.     

《说文解字注》“三字句”研究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注释《说文解字》的权威性著作。段氏在注释《说文解字》时针对一些释语的构成特点,采取了“三字句”这种独特的训释体例。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从“三字句”概况和“三字句”的类型与评价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同时指出将“三字句”体例等同于“连篆读”的说法是不妥的。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论《经典释文》重纽中的例外反切

《经典释文》重纽反切结构中存在AB类上字决定律和下字声母区分率两条基本规律,但仍有少量例外反切。从反切类型的角度对这些例外反切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后可以发现：有14例反切并非真正的例外反切,它们有的是切语有误,有的是某字在《经典释文》中的重组类别与《广韵》不同,有的是因为某字在《经典释文》中有重三、重四两读。因此,对这14例的反切结构类型不能完全采用跟《广韵》比较的方法,需根据《经典释文》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古代汉语》通假字注释匡误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几经修订,并补正了一些以往的疏误,其质量进一步提高,但其在通假字注释方面仍然存在着将同源字、同义词、异体字、本借字与通假字误注等现象。这里分别以同源字为通假字而误注、以同义词为通假字而误注,以及以异体字为通假字而误注等三方面对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假字注释进行了辨析和匡正。     

《卜魁城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其中《卜魁城赋》所涉及的民俗,如居住与出行、生产民俗、民风民俗、商贸民俗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黑龙江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心雕龙》对张怀瓘的影响——以《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的比较为中心

唐代集大成的书论家张怀瓘,对于唐代书论体系的建立厥功至伟。张怀瓘书论体系的建立主要受前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其中主要来自齐梁之际以体系完备著称于世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比《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可发现,二者在创作动机、体系建构、评论方法、论述逻辑、语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新疆简史精品--《三边赋》之《新疆赋》的史料价值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等《三边赋》,既是赋作精品,也向来被视为史地著作。《新疆赋》对南疆、北疆的历史分别进行了叙述,尤其侧重于清政府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新疆赋》对今天了解清代中叶及以前的新疆简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其中也有若干舛误之处,这是在参考和引用时值得注意的。     

《新疆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新疆赋》所涉及的新疆民俗,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考,如民居、园艺业、物产、商贸、岁时节日、礼乐教化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新疆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选》所录《舞赋》系宋玉所作考论

《古文苑》所录署名宋玉的《舞赋》,全文266字,几乎全部包含在《昭明文选》所录署名傅武仲的《舞赋》中。到底是傅武仲抄袭了宋玉的文章加以增补后,署名为己作呢?还是谁砍削了傅武仲的文章,署名为宋玉作呢?抑或有这种情况:傅武仲根本没有作《舞赋》,《昭明文选》中的《舞赋》原为宋玉所作,在传播过程中张冠李戴了?从审美观而论,傅武仲所持的是儒家审美观,在情感上他是否定和排斥郑卫之音的,而《文选·舞赋》却是热情赞美郑舞的,因此从创作主体意识上讲,傅武仲创作《舞赋》是绝不可能的。再从才情而论,傅武仲艺术才情平庸,文笔笨拙,他也不可能创作《舞赋》。《文选.舞赋》在行文格式及语言风格上与宋玉的其他作品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定可能系宋玉所作;而《古文苑》所载《舞赋》,系流传过程中被人任意删削的残篇断简。     

论胡三省《通鉴》地理注之文字学价值

《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地理注是胡注地位和价值的重要体现.并且,胡三省《通鉴》地理注还充分揭示了文献中地名文字讹误的系列因素:因同音字而致地名讹误；增减偏旁而致地名讹误或更换；字体及字形相近所致地名讹误；行款所致地名讹误等.另外,胡氏还指出了地名中存在的通假字现象以及地名得名的字形因素等.这些都为俗体字、讹误字研究以及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汉字使用度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不但提升了胡注的地位,还赋予了胡注在文字学方面的价值,也印证了胡注的语言学价值.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戴震《屈原赋注》小学成就述论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在注释文学作品时也充分体现出时代学术风尚。《屈原赋注》相对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等注本而言,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务实求真的疏证特征。本文仅从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来探讨戴注本在小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