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新学"的民族定位

将近代中国的"新学"等同于西学,是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认识.本文认为,西学即"新学"的说法,并不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因此,本文着重从"新学即西学说"的形成过程、新学的指属范围、新旧之争的历史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对近代新学的民族定位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近代新学是容纳了西学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新形态 ,也是中国传统旧学蜕变的时代产物。本文通过对新学、旧学与中学、西学范畴的厘定、辨析 ,通过对新、旧学之间历史关联和学术关联的剖解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 ,并揭示其基本的时代特征 ,有助于从历史纵向和学术横向上对“新学”地位的把握和深入理解。     

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

近代学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中国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一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及形成史时,既要注意“西学东渐”这一横向运动历程,更要探索中国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这一纵向运动的历史联系。     

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将近代“新学”等同于“西学”的认识 ,既不符合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 ,也无法揭示“新学”所包含的丰厚的内涵与时代特征。近代新学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需求 ,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学理动力。因此 ,脱离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历史过程的把握 ,脱离开对于传统中学近代变迁过程的历史定位 ,就无从理解近代新学的意义和价值。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它的形成和发展 ,不仅体现着社会变动的力度和深度 ,同时它也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进程的学理动力。     

近代中国佛学的特点及其评价

<正> 在谈到近代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即所谓“西学”、“新学”的传入,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于西学与近代中国哲学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但是,我认为,在探讨近代中国哲学时,也还必须充分注意到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许多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学者,都对佛学研究饶有兴趣,并受到很深的影响。梁启超在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

学科认同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正如个人和族群的认同,在简单的名号之下,隐伏着错综复杂的内容。近代"西学"在中国确立,西方学术分类被引进并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分科标准,既存中国学问受到极大挑战。从清季办新学开始到民初大学里的学科设置,这一学术大逆转不过二三十年就基本定型。转换的速成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并遮蔽了一些以后可能随时变而发酵、发酵遂凸显的问题。通过考察近代一些象征性的现象和有代表性的言说,侧重学问标准、学科名称与学问归属等面相,勾勒近代学科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中国学人在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一些困惑及其对学术主体性的探索与反思。     

晚清文化保守思潮与"近代文化"的构建

晚清文化保守思潮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走向,这主要表现在其对"近代文化"--新学构建所起的作用上.为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活力,文化保守者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改造,结果恰恰起到了突破传统藩篱的作用;其引进西学、中体西用的文化活动和思路客观上规定了"近代文化"的大致格局;而其具体的学术实践则促进了儒学、哲学、史学的现代转换.     

明末西学东渐重评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即学术界习称的西学东渐，是从利玛窦来华开始的。明末由耶稣会上传入的西学，是“古学”还是“新学”？这是评价西学东渐首先遇到的一大问题。这里的所谓“古学”，是指古代中世纪文化，“新学”则指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近代文化。长时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严重歪曲历史，过分夸大耶稣会上把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真相。而国内前哲在把被西方学者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时候，则又不免矫枉过正，认定“耶稣会的本质就规定了他们不可能传来真正的科学”，他们不仅“不可能带来作为思想解放与思想革命的产物的近代…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考辨——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文学革命与梁启超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更新的贡献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

从学术理路上看,清代的国学较多地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倾向,所以心学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利用,也是导致心学凋落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王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自主需要仍然隐藏在像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的内心深处。与此相反,清代学术讲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却未能表达个人道德意志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学术的一种衰落。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朴学的误读——兼论实证主义在近代中国

以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往往比附于西方哲学。这种方法是否恰当值得检讨。将清代朴学类比为西方实证科学,认为朴学是实证科学在中国的一个范例,即是一例。这是对朴学的误读。朴学其实有其内在的学术发展规律,是中国学术土壤中结出的果,它与西方实证科学完全是两回事。受实证科学影响发展出的西方实证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而接受实证主义思想的中国的学者,其实不论对实证主义还是对中国哲学都有误读的成分。厘清这些成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特点的理解。     

“新民之史”——20世纪初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内容选取以及传播媒介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难题。回望百年前的"过渡时代",梁启超通过办报和著述,奋力呐喊"新民",并以"新史"为"新民"最重要、最有力的利器,在当时科举体制的重压下掮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呼吁革新史学理念,矢志新史著述,弘扬"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新民之史",促进了传统"经史教育"向近代历史教育的过渡,并对近现代历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