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道德契约论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价值超越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权利转让、公意预设、环境决定等价值困境及共同体、自由、平等理念的伦理性质,为罗尔斯道德契约论的超越提供了根源和可能。无知之幕的普遍性、人人公平的核心性、反思平衡的能动性彰显了道德契约论的价值合理性。这样,道德契约论在克服传统社会契约论＂致命缺陷＂的同时,也促进了道德哲学的转向与繁荣。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教会法渊源与影响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渊源于公元4世纪的迦太基宗教会议的判决,到了中世纪,教会法学家进一步将这一判决的结论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契约原则。这一原则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当时复兴的罗马法针锋相对,完全否定了契约形式的合理性,而且在于它强调从道德视角来审视契约问题,把契约的效力基础建立在道德因素之上。从道德立场出发,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反对欺诈行为,同时反对不必要的契约形式,强调信守诺言的重要性。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经后经院法学者以及自然法学者的进一步阐释,形成了现代契约自由与意志自治原则。在契约缔结及履行过程中,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所强调的善意、诚信因素,也成为现代契约法处理契约解释与履行问题的重要原则。鉴于契约法所调整的对象并非只是经济生活,还有市民社会的人际关系,因此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诸多规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契约法领域,现代契约法应该体现一定的道德关怀,否则它将难以摆脱伦理的困境和走向“死亡”的宿命。     

论信用伦理的基本特征

信用伦理是现代契约社会的重要道德基础,它作为以信用关系为载体,并反映信用关系价值要求的道德原则规范,具有当事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高度道德主体性与强烈规范性的统一、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和基础性与多层次性的统一等基本特征。     

公正:"我→你"关系中道德重建的践行原则

社会始终是由"我"与"你"组成,重建当代社会道德的基本任务,是重建"我"与"你"共同公正的道德理想和实践方向."我"与"你"对公正道德的实践追求,只有在"我→你"和"我→它"之双重结构关系中展开,并必须以世界的普遍利益权利为最高法则,以完全平等为内在价值尺度、标准和原则,以生存自由为价值(追求)目标,以利益权利分配等同为实践规范,以"我"对道德作为为行动指向.     

权利优先论批判的学理剖析——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为对象

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中,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论战大致分为两个回合。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从道德形而上学转向政治自由主义,而社群主义者则将其间蕴含的个人主义观念和价值中立原则作为对象分别予以批判,同时反对以权利的普遍性来否定权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构成其驳斥权利优先于善的学理基础。面对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有必要指出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优先性,以揭示围绕权利与善何者优先论辩的实质与核心。从本质上说,仅凭在先性、基础性或支配性都不能准确阐明何为优先性。所谓优先性乃是指某种依存关系,这种优先性关系带有鲜明的辩证意味和交互特征,由此出发便可找到优先性确立的正确方式和有效路径。     

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重构理论夏宏

哈贝马斯用"理想的言说情境"取代"自然状态"或"无知之幕",以它作为论证现代基本权利的出发点;用"交往合理性"代替传统的"实践理性",以确定相互主体的参与者建构基本权利的能力;以话语原则取代道德原则,并以它作为建构权利的基本原则.从话语原则与法律形式的相互渗透中可以获得基本权利的逻辑起点.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重构理论为现代祛魅化、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重新依合法性的法律进行社会整合提供了一个新的基本框架.     

论“义以为上”的价值根由——基于宋明儒家的视域

讲天道、重义理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特质。宋明儒家以天为本,通过天人合一的义理构思方式来说明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这尤其体现在对“义以为上”价值原则的辩护中。他们从天人相通、天人相别、天人相宜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说了“义以为上”的道德形上根据、内在根据以及实践根据,展现了以公正为内涵、以中和为基础、以道德实践为归宿的道义原则,彰显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义理特色。     

儒家的价值合理性学说

所谓价值合理性 ,实际上是人类的活动在内在精神的层次上返回自身 ,而陶冶、涵养了整体的精神 ,把人的心灵提升到普遍性状态 ,于是其行为表现就会合宜、合理 ,这样就体现为一种价值合理性。儒家基本的文化追求、道德追求就在于获得价值合理性。因此 ,儒家学者们都把“中庸”作为最终的价值关怀 ,对道德追求进行了价值预制 ,并特别重视价值合理性的经教化而成的品质特征。     

道德赏罚的原则探析

道德赏罚是社会道德调控的重要手段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然而 ,使用不当时 ,它也会导致多种不良影响。所以 ,社会道德生活中赏善罚恶的实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道德赏罚的原则有方向性原则即人道原则、公正原则、教化原则 ,操作性原则即肯定与否定结合的原则、外在赏罚与否定结合的原则、外在赏罚与内在赏罚结合的原则 ,差异权变原则 ,以及其他辅助性原则如慎罚原则、情理交融原则、及时性原则和果决原则等。     

浅析道德权利的本质

道德权利是主体追求和维护合理利益而享有的 ,具有价值合理性和道义支持的权利 ;人的自由、利益、主体地位是规定道德权利之本质的三个基本要素 ,道德权利的内在底蕴在于三者的辩证统一     

论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根基和属性——一种多视角的分析与考察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日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刑罚个别化原则有其内在的合理根基它在方法论基础上得益于近代犯罪学对刑法学的推动;在伦理内涵方面体现了人性关怀;在价值追求中实现了公正圆满.刑罚个别化原则不仅仅是一个量刑原则或刑法原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原则.     

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经权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是行为主体在面临道德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对普遍的道德原则规范进行处理。其中经与权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既存在经主权从、经常权变的区别,二者也紧密联系,共同统一于"道"之下。儒家经权思想折射出了丰富的伦理意蕴:提供了道德冲突的解决思路,反映了道德原则规范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道德价值的等次性原则,体现了道德责任。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试论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

统一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意义重大。根据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精神,我国社会保障法应确立以下五项基本原则:生存保障权原则、保障对象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原则、基本生活保障原则、社会化原则、社会保障基金利用原则。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

道德价值与反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产生自特定道德之内，而道德价值与非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产生自一种超越了一切特定道德视角的理论视角。对道德价值的独特本性的语言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探索等间接探索方式所带来的麻烦是循环论证，即它们全都预设人们已知道德是什么。而康德式的直接探索（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交混）所带来的麻烦是，它所产出的是理想化概念而非工作性概念，不适应于道德价值的多变的和多元的现实。道德价值的普遍性比一般性弱，但比一致性强。普遍性原则远非普遍有效。道德价值在人们的价值体系中并不必然是至上的，而可能拥有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道德评价应当循着价值连续统而非对错好坏的二元对立而进行。具体情境中的道德选择的准则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的。     

康德道德哲学里人的价值和尊严探究

康德道德哲学从道德动机入手,阐明了善良意志、责任、规律的先验性,主观原则和客观规律的符合原则,定言命令的强制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得出"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律"三大道德法则。从双重立场看待人,解释了自由的积极含义,赋予理性无比崇高的地位,彰显了人作为道德最终的自在目的尊严和价值,并对我国道德教育有着诸多的启示。     

论产权主体性原则

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审视产权,主体性是产权运作中的基本原则之一。产权主体性原则是基于产权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伦理的基本价值要求提出来的,是对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活动中主体的道德权利、伦理责任和伦理目的的基本规定,它主要包括产权使用自主、产权交易自由和有利于人的发展三个方面的伦理规定。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