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约翰·密尔的自由观

约翰·密尔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在《论自由》一书中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自由观，明确提出“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反对“多数人的暴政”，强调保证少数的自由的重要性。他的最终目的是从政治层面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关系，站在维护个人自由的立场上来对抗社会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们的思想和讨论自由。     

“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

本文认为,韦伯的“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法论原则,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价值关联”强调的是社会文化价值对科学研究者的制约作用和科学与社会价值体系的某种统一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既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价值系统的活动领域,又是一个具有社会价值系统和文化取向的领域。“价值中立”强调的是在科学研究中划清描述事实与提规范性建议的界限,即在科学结论中不做评价判断,彻底清除形而上学和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文章特别强调,“价值关联”是指经验现实与研究者的科学内价值立场的关联,它与实践目的毫无关系。科学内价值立场是统一“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中介要素。韦伯的这两个原则根源于主观主义认识论和相对主义方法论基础,都带有“乌托邦”性质。     

非均衡结构:当代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状况调查

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使青年学生的政治意识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对政治角色和结构、角色承担者、具体公共政策等政治主体知识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当代青年学生的政治意识状况呈现非均衡的结构。具体而言，青年学生政治认知程度比较高，政治情感大致居于中间位置，但是政治评价却相对较低。这种状况表明学校教育在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中具有“单面”性，家庭和社会的政治社会化更会影响青年学生的政治意识形成。因此，当代青年的政治意识塑造要从“教育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三个角度进行，同时要补充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内容。     

20世纪初的中国人口问题

许仕廉在《中国人口问题》一书中说：“人口是社会与国家的原料，是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所以，要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教育文化问题，必从人口入手。”中国人口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并不亚于某些重大政治事件或思想运动。而围绕着人口数量以及如何制定相关政策等问题，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与争论。     

本土化：通往持续繁荣之路——2004年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回眸

在过去的2004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国家与社会的诸多领域中获得长足发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一些关键性的理论成果还被运用在了我国“体制改革”与“制度建构”的政治实践之中。系统回顾并总结上年度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状况,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政治学学科的演进线索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对现实政治生活状况的探究,更不能丧失对现实政治事务变动与发展的关注。政治学曾被一些学者从整体上划分为“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侧重于从“实然领域”探寻政治现象的实质,它需要阐明政治事务与非政治…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刍议

从古至今,我国思想政治哲学都在探索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研究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哲学对于现代人们处理政治关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套与现实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不断地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从而实现人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如何在正在到来的世界民主中讨论中国未来

在中国，在当前，我们首先要关心的是：如何让这样的关于正在到来的民主或未来政治的讨论不先被扯到传统文化、民族性和左右之争中？如何用哲学家德里达向我们指出的关于未来民主的哲学眼光，来指导我们中国的未来宪政和当前的政治筹划？我们也许应该从寻找讨论这种未来政治的话语空间开始。     

拨开自由主义的迷雾

作为西方主旋律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已在中国漫行了一个多世纪,从严复、胡适到殷海光,都曾为自由主义正过名。然而,大多数国人对于“自由”二字依旧怀着复杂的情绪,似乎“自由”就意味着放任、散漫。而学界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也各执一词,众说纷纭。的确,在政治哲学里,大概没有比自由主义更容易引起歧义和争议的概念了。尤其在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往往成为“我行我素”、     

我在联合国当义工（三）

在联合国见识公民社会的力量 当今世界，公民社会与公民的政治参与开始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公民社会”的定义有很多，通俗的解释为：公民在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公共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     

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贵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哲学视域下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

中西哲学方法论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政治文化传统差异的一大重要因素。中国哲学从神秘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政治道德本体论,进而形成了“圣人政治”和全能政府的政治文化传统。西方哲学从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形成了”天人相分“的宇宙观和政治权利本体论．进而形成了“契约政治”和有限政府的政治文化传统。     

用创新教育和创新精神改革现代职业教育

我们今天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急剧转变的年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一阶段，职业技能已成为一种较为主要的生产要素。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强国大国。虽说“中国造”已经遍布全球各地，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造”产品有许多等同于低技术或技术含量不高产品。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低。     

美国犹太教“极化”进程中的以色列因素

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极化”趋势,以色列是加剧这一“极化”进程的“分化剂”。以色列在全球犹太人中“精神中心”地位的凸显、全球化时代流散地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关联的增强以及不同宗派群体在对以关联中的地位差异,导致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籍由此种紧密但不平衡的关联,以色列的社会政治冲突和“极化”得以“外溢”至美国犹太人群体。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以“受邀”或“回旋镖”模式卷入以色列社会政治的纷争。进入21世纪以来,右倾化和“民主危机”使以色列犹太人正统派在身份认同、政党归属和政策倾向等方面与美国正统派犹太人趋近,同时却更加疏远非正统派群体。日趋右倾化的以色列加剧了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的“身份冲突”。     

依法治国十年路——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长河中，人类曾一度迷失在崇尚暴力的“森林法则”里，迷失在对“哲学王”的天然期待中。历经了迷茫与困惑、荡涤了硝烟与血腥之后，我们最终选择了法治，法治成为现代公民身份皈依和福祉存附的归宿。     

“通“而“不同” 往来无穷——关于文化交流的古今说法

20世纪以来,文化交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交流的时代,文化交流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它促使中国从过去单一的历史时间的思维隧道中走了出来,进入了一个广阔的与世界交流和接轨的新纪元。正是在这种情景中,如何对待和进行文化交流,成为人们经常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其实,文化交流就是一种“通”,按照中国古人所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变通”过程,所谓“一合一辟为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也。而在中国文化中,这种“通”又无不与“同”相…     

论“中国梦”的政治文化意义

本文运用政治文化理论，从政治文化的定义、功能、核心要素等方面对“中国梦”的政治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论述了“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实现对于我国政治文化及其建设的重大意义，并针对我国实际提出了实现“中国梦”，推动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左”“右”是如何被误读的？

在中国学界、政界、舆论界，一谈到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几乎都会提到“左右之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纷繁复杂，“左”和“右”也被视为最主要的两大阵营。因此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分歧和对立．也通常被看成“左右之争”。但是，从政治学理论看，用“左”和“右”的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思想分歧，事实上背离了“左”和“右”这两个政治概念的原初意义。     

元宇宙技术下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

作为下一代互联网应用的新方向，元宇宙技术将不仅为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时分析、场景构筑和环境营造提供技术支持，也使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具有沉浸式全域体验、主体间性互动生态及“数字社会人”愿景等特征。但同时，由于元宇宙场景的去中心化逻辑，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也将面临开放空间下的政治认知混乱、自由场景下的政治秩序试探、符码式参与的政治行为失范等伦理和道德风险。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宏观布局下，党和国家、传统政治社会化机构及青少年自身应认清元宇宙技术背后的潜在风险，采取相应的规避对策，化机遇为挑战，推动元宇宙技术与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融合发展，着力培养可担当数字未来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导刊》2000年第四期以“农民兄弟怎么了”为题,发表了一组关于近年来在一些干群关系紧张的农村,少数“农民领袖”凸现,乡村政治异军突起的文章,引起社会关注。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一书,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和更大胆的探索,提出和界定了“非制度政治参与”这一概念,使人们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和农民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有了一个全新观察角度,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的改革也是从农村率先启动的,这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应当说,中央对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中央一连几年下发的1号红头文件讲     

都市女性恋爱暴力的质性研究

本文借用曾流行于亚洲的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影像为引题,探讨了中国都市年轻人的暴力经验,尤其是女性在恋爱中的暴力行为所投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图景。本文是一项建立在三次焦点小组、42位年轻人(其中13位男性,29位女性)的深度半结构式访问之上的质性研究。从第三波女性主义对于暴力研究的立场出发,本文显示了中国多层次的社会性别、爱情、性的话语怎样给年轻人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去理解女性恋爱暴力的文化"合理性"。而年轻人,是怎样通过所经历的恋爱暴力塑造自己的社会性别,其叙述又是如何展示两性恋爱形态的变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在青年的亚文化话语空间中,"野蛮女友,温柔男友"的现代都市恋爱新模式的出现,以及中国都市青年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文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