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融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改进初探

当今世界,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师范生具有受者和传者的双重身份,提高师范生的媒介素养尤为重要和紧迫。在此提出将媒介素养融入师范类"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程来培养和提高师范生媒介素养的思路,如通过融合教学内容,变革教学方法,创新活动方式,改进教学支持环境,优化评价体系等,以期增强媒介素养技能,优化师范生的教育技术能力。     

中国农村地区新媒体使用的自组织研究——以山东农村为例

通过采用宏观层面抽样调查问卷和微观层面观察访谈与定期测评相结合的方法,将农村地区受访者置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组织系统内,考察农村网络新媒体的认知及使用状况,总结新媒体在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根据连续测评获得的数据,分析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媒介认知与使用的程度。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新媒体媒介素养教育呈现出以人际传播为主的自我建构的形态,为此应引入多元组织结构,由此提升农民的网络新媒体话语权,真正提升农民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实际能力。     

新技术条件下西藏藏族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以拉萨和咸阳两地为例

大众媒介对于受众来说,意味着知识、信息、主流文化甚至是权力,因此少数民族高校大学生同样应该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来提高大学生的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能力.本文以西藏和陕西两地五所高校开展的实证调查为例,从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和媒介解读方面通过比较研究,测量和评估藏族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分析论证媒介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地区的藏族大学生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教育提出建议.     

提高媒介素养：现代媒介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新视域

现代媒介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也即主体的拓展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契机的同时,也使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它对于高等教育体系、教育理念和手段以及中外合作办学多极主体都有明显冲击。处理好这一矛盾,关键在于从加强合作办学主体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加强现代传媒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及其对于国际化教育的责任感、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加强大众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关心和支持等方面入手提高媒介素养,从而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径。     

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实证研究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媒介已经成为大众获取信息、获得新知的重要途径。大学生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教育,容易在情感、心理健康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教育学生理性地认识媒体并有效地利用媒体服务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应当成为青年教育的重要课题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大连市高校大学生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有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非弱势发展研究

城乡二元式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使农村弱势群体在话语权分配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应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公共平台传播职能,增强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感,以构建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的表达空间,杜绝媒介传播领域在强势群体领域的极化;应通过对农村弱势群体受众进行旨在提高其参与媒介传播的素养的教育,以拓展其政治参与能力,并加快农村弱势群体"个体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加快我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国外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超前现状和我国日益增长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需求,充分说明我国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紧迫性和必然性,无疑加快搞好我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学科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媒介素养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媒介素养教育是国际传播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和实践领域,其生发的根由是媒介生态系统的失衡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本文概括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实施系统化的媒介素质教育的作用,即:维护媒介生态平衡,培养公民能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内容,并建设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从而维护公民与媒介、社会的协调发展,并探讨了我国实施系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途径。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大众媒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研究

大众媒介作为重要社会序参数,是振兴中国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点。实践的根本原则是促进大众媒介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内在一致性的有效提升。构建大众媒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正是为了能够对任何媒介内容产品或媒介机构的文化影响力及文化附加值进行估算,从而因地制宜地做出战略规划,协调其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而中国大众传媒要实现战略性可持续发展,就要建立以文化领军人物为核心的内容创新与传播聚集地,同时鼓励以更有效的互动传播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促进以此为宗旨的跨媒介、跨产业融合。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