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区隔的不仅仅是心墙

一项调查显示,79.5%的受访者坦言,当下城市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区隔依然严重。其中,20.6%的人认为非常严重,58.9%的人觉得比较严重,另有16.2%的人选择不太严重或不严重。这些区隔主要表现在文化程度、消费水平、文化生活、身份地位等方面。(《中国青年报》5月17日)     

农民工：区隔、边缘化与市民化

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是户籍制度区隔的产物。这种制度区隔在就业、工资福利、住房及居住管理、子女入学、社会资本积累等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影响到农民工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还造成了农民工与市民间的疏离和隔阂,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迫在眉睫。     

农民工骑手群体社会融入的空间区隔及社会工作干预路径

互联网零工平台在构建多主体共享的商业生态系统、促进灵活就业、实现劳动力供需精准匹配的同时,新的结构性因素也引发了青年农民工骑手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基于空间区隔的问题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发现,青年农民工骑手群体的社会融入面临着四大区隔,即流动“栖息”形成的地理区隔、复原力不足形成的自我区隔、工作洞形成的职业生涯发展区隔、脱嵌形成的社会参与区隔。面对青年农民工骑手群体因空间区隔而产生的社会融入问题,可搭建以“通过空间营造实现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社会工作实务框架,采取以复原力任务中心模式及“1+2+N+n”社工协同治理模式为中层干预方法的空间营造实务路径,增加骑手的心理、文化、社会和政治资本,以此突破骑手群体面临的空间区隔;构建“减压-支持-发展-参与”的骑手服务模式,重塑物理-心理-人际-治理平衡发展的四维空间,最终达致理性和平、宽容接纳、诚信友爱、平等尊重、人人参与的社区关系,以服务型治理推动社区整体性发展。     

寻求规则的认同——基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文化冲突的反思

我国城乡二元格局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区隔效应,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文化冲突即表现为两种不同文化氛围下所产生的不同规则体系间的矛盾.缓解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文化冲突,必须对当前的城市规则进行重新审视.从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构建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树立和谐社会价值观三个方面构建起能够得到二者共同认同的规则体系.     

语言的阶层区隔与文化整合

语言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沟通手段,还是整个社会进行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介;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发音方式、使用的语法、词汇使用、语用习惯、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着区隔;这种语言差异不仅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反过来又建构了这个结构;语言的阶层区隔,其实质乃是文化的阶级或阶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换言之,也就是文化的支配问题或文化领导权问题;消弭阶层语言之间的区隔,应加强文化整合;文化整合需遵循多样性和秩序性原则.多样性原则要求在对阶层文化进行整合时,必须摒弃封闭、单一的阶层文化模式,促进多种阶层文化协调发展.秩序性原则强调建立公正的阶层文化交流秩序,要求不同阶层文化通过自觉交流和对话,建立自觉遵循的文化范式,保证不同阶层文化的平等、公正的文化权利.     

论区隔:意义活动的前提

区隔,是符号学的意义理论之前提。靠了区隔,意识才得以认识世界,区隔就是意向性造成的事物对象变形。有三种主要的区隔方式:首先是非匀质化,事物必须与无意义部分隔开,才构成意义对象;第二种是文本化,文本是认识者组织意义的必需;区隔框架是人处理世界信息的最基础的模板,是建构社会性意义活动必用的策略。但是区隔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形式操作,区隔是有方向性和倾向性的,此时意义的解释诱导作用就会显现。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冲突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

运用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功能冲突理论",分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文化冲突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升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助于增强全社会的合作能力;有助于提高社会系统的服务能力;有助于扩大社会舆论的包容能力;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素质;有助于促使社会管理新思想、新规范和新制度的产生具有"社会安全阀"功能.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冲突对和谐就业结构的影响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文化冲突对和谐就业结构的影响是双面性的,基于趋利避害原则,从物质因素、技术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制度和体制等层面提出建构和谐就业结构的发展理路.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阶层区隔：广告传播的社会学批判

广告刺激的消费从对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转向对某种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具有明显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区隔的作用。认同往往是以广告的差异化策略来确定和完成,而差异化有着历时性的外在逻辑和清晰的内在逻辑。审美品味是透视社会阶层分化的独特视角,而广告传播是品味区隔的再现,这种再现是以美学或品味的普遍价值遮蔽了区隔的社会性质,充当着将社会阶级的区隔加以合法化的功能。广告宣传的阶层想像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炫耀性消费给国家经济发展和消费文化建构带来了不利影响;广告传播对特殊阶层的塑造加剧了社会对立。     

沈从文的文化区隔构筑与乡土文化资源发掘

客寓北京的生活使沈从文有一种被拒斥于知识界中心之外的边缘体验,为了弥补自己文化资本相对贫困这一缺陷,沈从文竭力聚合起一系列文化身份标志来构筑与加强自己与主流知识界的区隔,而在这一过程中,故乡神话以及与自身家世有关的贵族话语经过改造之后成为一种重要的乡土文化资源被有意地加以挖掘与使用。     

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文章分析了研究城市农民工的原因、内容及其局限性,回顾和反思了二十年来城市农民工的研究情况.一般说来,对农民工群体的学术研究,长时间以来显示了人们意识到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人们对他们的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然而,研究存在局限性,缺乏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性研究.而且,研究结果没能很好地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从体制区隔走向协同治理：兰考精准脱贫的实践与思考

2017年3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及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正式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正式从脱贫攻坚阶段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兰考之问——“兰考是如何脱贫的”、“兰考经验是否可复制”,迫切需求答案。贫困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个领域,其理念与手段深受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同时也借鉴、改造与创新其他领域问题治理的探索实践。文章在回顾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反思传统扶贫方式的缺陷与不足,梳理“十八大”以来的贫困治理新思路,总结提炼兰考精准脱贫样本的经验。兰考脱贫故事发生在中国整体性国家贫困治理理念与制度创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制约传统贫困治理方式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因素,在政府部门关系与层级关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面有所突破,在贫困治理机制上有所创新,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机结合的产物。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城市农民工——对西安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与分析

城市农民工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笔者通过按职业配额抽样600名西安农民工进行调查和选择性个别访谈,分析研究了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城市生活的心理状态、与城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关注、重视、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提出了具有较强理论性、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能为政府部门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借鉴。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文化区隔与政治分离——反思民族主义多元文化论

民族主义多元文化论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多元单一文化论,它把原本主张文化自由与文化包容的多元文化主义简单化和狭隘化了。民族主义多元文化论通过浓墨重彩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诉诸单一文化身份归类和主张建立以社群为基础的排他性自治政府的制度安排,而人为固化了民族文化间的差异。这种做法既无视文化之间的普遍联系与交流融合的客观实际,也严重干扰了个体的文化自由;不仅无助于实现多族群社会的多元和谐与差异共存,也极易产生事实上的文化隔离,进而诱发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区隔与融合:城市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阶层分化研究

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状态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通过对广州市2047个家长样本的调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具有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存在显著的职业差异、学历差异和收入差异。运用布迪厄的"区隔"理论进行分析,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区隔。为消除社会分化导致的文化区隔,有必要加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并且在家长教育工作中着力关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依据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文章发现:农民工成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农民工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市民赞成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同等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并不认可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影响对农民工权益评价的主要因素是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与单位内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越正面;与单位外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则越负面.对农民工看法和态度的差异,表现了城市居民不同群体的分歧和矛盾.它是二元经济体制在城市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的表现,是研究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