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的五个“支点”

社区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是推行新型城市化的主阵地。浙江省衢州市按照“群众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目标要求，贯彻“便民、利民、为民”的宗旨，全面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社区管理创新重在“中枢系统”

社会管理和服务,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在解决基层管理的难题时,我们应高度重视社区管理创新的关键因素——管理主体。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是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由社区中的党组织、居民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组成,是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中枢神经系统”,对社区管理创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     

治理社区管理“断层”的五大偏方

目前，社区日益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但是在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工矿企业所在地、新建住宅区依然存在为民服务的“盲区”、社区管理的“断层”，需引起重视。     

从“发现得早”到“处置得好”

广西柳州鱼峰区丽都社区以建设“平安社区、和谐社区、幸福社区”为目标,多措并举,大力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推动社区建设工作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得到广大居民群众的好评。     

“1＋3”体制延伸了党建服务的触角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世家星城社区党支部、居委会狠抓社会管理创新,创建了“1＋3”党建模式,积极开展“连心桥党员责任岗”工作,探索社区“五位一体民主议事制”,初步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基础,以服务群众为重点,辖区单位党组织、党员和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资源共享、条块结合的社区党建区域化的新格局。     

打好“社会组织牌”，筑牢“社区顶梁木主”

当前，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职能回归，社区社会组织在深化居民自治、承接政府能力，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湖南根据中央要求，按照“打好‘社会组织牌’，筑好‘社区顶梁柱”’的总体思路，在创新社区治理中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一些思考。     

为创新社区管理设立“落脚点”

创新社会管理已成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如何在社区创新社会管理、提升管理效能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 （一）设立专门的“社区管理办公室”，理顺政府、社区、服务中心的关系。由于社区是自治组织，政府职能部门的各项工作有许多下沉到社区，造成了社区事务繁杂，负担重。为进一步理顺社区管理关系，加强对社区工作的指导，可以探索在街办设立专门的“社区管理办公室”，社区的各项工作通过“社区管理办公室”依照“准入制度”和“费随事转”制度进入社区，社区职能职责才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工作关系才能简单明白，社区管理力度才能得到加强。     

“星级”管理打造精品社区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红星街道在创新城市社区管理工作中，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推出“星级”社区管理，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更具体、对居民来说更直观的载体。     

社区建设与社会组织管理＂双轮驱动＂

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将社会组织管理同步纳入到建设中来,创新开展社区建设与社会组织管理“双轮驱动”,激活了社会组织主动承接社会事务、协同社会管理、服务基层群众中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社区建设是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群众管理杜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的有效载体和管理形式,融国家行政权力、社会参与和城市基层群众主体能力为一体。没有国家行政,社区建设不可能成为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因此而无力实现促进社区变迁、推动社会进步的总目标;没有社会参与、居民当家,则难以走出社会生活国家化的老路子,难以实现“社会事社会办”,“大家事大家办”的城市社会发展目标。民政部是职能部门,其他部门必须紧密配合,共同推进社区建设工作的展开。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社区管理创新探析

社会管理创新是新时期我国社会建设的一大重要使命。社区管理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工作形式,是开展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重点研究和突破的领域,可以从社区管理的主体、客体和方法等方面去创新,改革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善社区管理条件,培养创新思维,推动社区管理螺旋式上升,进一步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确保基层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做深做细群众工作 夯实社会管理基础——衢州市“三民工程”的实践

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以衢州市“三民工程”为对象,系统阐述群众工作做法及其成效；探讨如何在群众工作对象日益多样、群众工作环境愈益复杂的背景下,把群众工作贯穿于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提出通过群众工作理念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实践创新,通过群众工作机制创新建构社会管理新格局,以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提升社会管理实效.在做深做细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夯实社会管理基础.     

没有街道办，社区咋“兜底”

自2010年开始，安徽省铜陵市在全国率先全面撤销了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接服务社区，并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推进涉及服务居民的公共服务“下沉”社区。为了完善社区的“兜底”功能，铜陵市结合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不断优化服务环境，完善服务设施，拓展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模式，在服务中促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北京：一刻钟社区服务圈

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北京市“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历经3年探索和实践,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实现了“小需求不出社区,大需求不远离社区”的愿望。“服务圈”目前不仅在城区迅速推广,还将逐渐向城乡接合部、远郊地区和农村延伸。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育、助、乐、安、福”是管理创新的5个着眼点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工街道九委社区把“育民、助民、乐民、安民、福民”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主题,在创新中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也促进了社区和谐。     

“大物业”式服务让社区工作“沉下去”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街道下辖4个社区居委会，居民近2万人，58栋商务大厦，近4000家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人民路街道积极创新服务载体，有效整合街道、社区资源，提出了“大物业式”服务模式，解决了居民和辖区单位的实际困难。     

南京：社区服务“拆柜台、搭前台、建后台”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委、区政府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机制创新,以满足居民群众需求为导向,坚持统筹社区建设、创新社区管理、优化社区服务“三位一体”,以落实社区减负“七项规定”为契机,坚持深化“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夯实基层群众自治基础,构建多元主体的社区治理格局,努力实现和谐社区建设的升级发展。     

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二连浩特：市直接指导社区的试点样本

安徽“铜陵经验”取消了街道办事处,实行“市直接指导社区”的管理体制,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减少了行政服务管理层级,节省了社会管理成本,实现了人力、物力、财力的聚集;其次是实现了社区服务效能、社区服务理念、居民自治能力的明显提升,而且对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着积极的创新意义。为切实提升口岸城市社会管理水平,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准,自治区民政厅和二连浩特市政府在二连浩特市开展创新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改变现有的“市-街道-社区”三级管理模式,形成“市-社区”两级指导模式,进行了“市直接指导社区”的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