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信访代理”能做哪些事

处理好居民的上访工作,是稳定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柳州市柳南区南站街道办事处,在处理居民上访的问题上首创信访代理人制度,把原来单一的管理制度转型为主动服务,对信访的上访人员采取"帮代理、帮疏导、帮陪访"的上门服务原则,使有的上访转变为下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边缘人上访与信访体制改革——基于个案的实证分析

不同于正常人或者精英人物上访,非正常人或者边缘人上访通常更能够挑战常规体制、反映出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治理机制发生转型,家事纠纷溢出村落并通过信访制度的转化机制成为信访事件。信访制度将不属于信访对象的人与事吸纳进信访维稳体系,导致信访渠道壅塞,信访制度功能变异。只有划定信访制度的边界,建立健全信访的识别、信息共享、分类解决和终结机制,才能恢复信访制度的活力,发挥其正向功能。     

有“病”不必乱投“医”居委会替你上访

说起来新鲜,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的居民一旦有事想上访,自己不用去,而是委托居委会代理。大事小事都可代理从今年5月开始,历下区的64个社区居委会都成立了“信访代理工作站”。代理站站长由居委会主任兼任,一部分离退休干部、律师、教师当代理员。代理前,居委会要与上访居民签定协议,居委会承诺尽其所能帮对方解决问题;居民则承诺在代理过程中,自己不再上访。如果居民不愿意签协议,口头上说说,也能得到代理员的同等重视,同样认真办理。记者了解到,在代理的上访案件中,有的确实是敏感的大事,如拆迁补偿、产权纠纷,办起来很费力。有的则是小事,…     

信访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一个悖论及其解释

信访制度的一项重要政治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然而由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大量增加,加之信访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这一制度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信访制度的这一悖论有其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根源。要真正发挥信访制度的政治功能,必须根据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社会目标从根本上改革并完善信访制度。     

香港申诉专员制度对完善内地信访制度的启示

香港申诉专员制度是以申诉专员为主体,为解决香港公营机构行政失当而设立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政监察制度。得益于其明晰的功能定位、不断增强的独立性以及高效的工作机制,这一制度在促进香港公共行政的效率与公平,处理香港市民因行政失当遭受的冤屈,缓和香港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与此对比,内地信访制度如今步入困境,亟需改革。香港申诉专员制度的成功为信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即信访制度的未来改革应当以增强信访机构独立性,去除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明确信访事项受理范围,完善信访机制运行程序为着重点,使信访这一宝贵的制度资源发挥其应有作用,实现其应有价值。     

树立“快乐信访”的理念

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由于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在复杂的信访形势面前，南京市信访局率先在全国提出“快乐信访”的理念，以做好信访工作为荣，以做好信访工作为乐，推进信访工作的创新发展。通过这一理念的实施，南京市实现了来市信访、去省上访、异常上访和集体上访“四个下降”，有力地推进了和谐社会建设，维护了社会稳定。     

农村信访活动非秩序化之消极影响与对策

信访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实现和维护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现行的信访制度已经出现了困境,尤其是农村信访活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影响秩序的非正常上访现象.论文对农村非正常上访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对处置此类问题的工作方法进行了专门分析,对现行处理方法的合理性、存在问题及其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进行比对思考,进而提出了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信访活动秩序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无理上访以何终结——对一起长达30年信访个案的考察

信访制度是公民利益表达和监督的途径,信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助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国信访治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无理上访所致,无理上访对法治的不断冲击致使法治化进程陷入困境。通过对一起长达30年的无理上访的个案考察分析,信访制度的政治意义已超然于法律意义,信访部门的无原则救济功能凸显,究其原因是政策的失灵、法律的失效和个人主义的膨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应对之道是信访部门的限权、信访法治化和公民法治信仰的形成。     

越级上访的概念、类型和发生机制

在信访制度建立之初,各种制度都没有对越级上访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即使是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也只是提出逐级上访的导向性规定。党的十八大之后,越级上访才被中央文件正式提出来,并确定为不受理的上访类型。越级上访可划分为腐败违纪举报型、督促执行型、历史遗留问题型、征迁强拆型、讨薪求助型、政策创制型等类型。越级上访是属地管理的矛盾逼出机制、超地方治理权限的政策诉求外溢机制、等级政治信任的心理推拉机制、维稳压倒一切的反制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越级上访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群众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制度缝隙的利用和动员。     

行政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善

行政信访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但由于行政信访制度在功能定位与制度构设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局限,使得该制度在转型时期日益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对信访制度的现状予以反思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考量其基本功能,设计其具体运作机制,以实现制度存在与制度效能之间的良性正向关系。     

信访代理:从“躲问题”到“追问题”

信访代理是近些年来各地社区普遍开展的一项服务。信访代理的目标原则是小问题不出社区、一般问题不出街道,把问题堵在源头,最终达到没有居民上访的目的。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街道玉胜社区在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     

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     

信访代理：从“躲问题”到“追问题”

信访代理是近些年来各地社区普遍开展的一项服务。信访代理的目标原则是小问题不出社区、一般问题不出街道，把问题堵在源头，最终达到没有居民上访的目的。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街道玉胜社区在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     

对我国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的研究

目前信访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日益严峻,非正常上访愈演愈烈,危害性极大。信访终结机制始终“缺位”是重要原因之一。建立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应该整体设计,总体思路是人大总牵头,一个渠道是法院（检察院）,涉诉上访案件由法院牵头解决;另一个渠道是政府信访部门,非涉诉上访问题由信访部门牵头协调责任部门解决。对“三审”后上访人仍不服的,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同时需要通过立法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予以界定。     

疏导和化解群众情绪的思路

切实关注群体性负面情绪，积极做好上访群众的心理疏导，完善信访制度和领导公开接待日制度，运用发展成果和办实事来化解群众情绪，发挥宣传舆论在疏导公众情绪方面的积极作用。     

确保信访举报问题“不过江”——浦口区纪委构筑预防越级信访举报“挡风墙”

近年来。浦口区纪委、监察局针对基层信访举报群体性、突发性等特点，立足基层．突出重点．建立防范机制，加强重点监督．不断畅通渠道，注重制度建设，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预防越级信访举报的“挡风墙”．实现了信访举报问题“不过江”的目标，为全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2002年信访总量为178件（次）。到2005年为97件（次），下降54．4％。去年以来，全区a到省以上上访为“零”。     

对中国上访制度的思考

信访体制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公民与政府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我国特色人民民主形式.但近年来,由于我国信访制度参与的不完善及上访渠道的不畅通,公民非制度化上访正在扩大,从而导致了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的不全面性.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一种完善的上访体制,以便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论宪政视野中的上访权——兼析《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

当今中国面临的“上访洪峰”,引发了学者间对传统信访制度的存废之辩。上访权是宪法权利——表达自由权的实施方式。依据当代中国国情,上访权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因此,上访权利不容压制和废弃。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