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未来社区治理的方向是如何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大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与演变

居住空间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指以居住用地为主的物质实体空间,这包括住宅的地域分布、住宅的组织形式、住宅空间分布与组合特征等在景观上的外部表现;另一是强调居民住房选择与居住社区的功能空间,这是一个以住家为中心的相对流动化的空间范围.所以说居住空间是一个包含了住宅的区位特征、住宅的式样特征、居住主体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特征、住宅空间与其他城市空间相互关系等范畴的抽象化的概念.     

防疫视角下城市社区安全治理与设施嵌套体系初探

2020年春节之际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在组织管控、医疗救护、社区防疫的全民防护过程中,社区在疫情防控、健康生活维系、社区集体心理疏导以及社区文化和精神凝聚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因此,基于社会生活组织网络体系的城市居住社会及其空间单元,对于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应对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韧性价值与属性特征。从规划的全局观反思,基于多元主体和治理理念,规划除了预留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城市安全预留用地,同时,基于城市社会属性特征,更要注重建构以人为本、与城市社会组织结构匹配的"生态链—防控链—组织链—流通链"安全防护体系,强化基层安全防控的"安全空间单元",进而基于安全防护体系下原有配套设施系统如何更好适应疫情防护需求,形成既有设施与疫情防控需求的弹性设施嵌套体系,又能在全民医疗和健康体系的框架之下充分考虑城市居住社区基层防护的社会价值和潜在的可能性。本文基于疫情防控的视角,从城市社会的基本属性出发,论述了基于疫情防控的社区安全系统的建构及其防控规划体系与常态化规划建设的设施嵌套关系。     

参与式社区环境更新研究——以广州盐运西社区微改造工作坊为例

本文以社区公共空间环境品质提升为目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从日常微观的视角,以艺术为媒介,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在盐运西社区组织可视化、互动的社区艺术活动和社区景观艺术空间塑造,小尺度的设计介入等方式探索社区环境更新途径,发掘社区历史文化价值,自下而上培育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尝试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机制。     

城市社区人居环境系统分析——北京市海淀区东王庄小区人居环境研究

城市作为现代人口大量聚集的居民点,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社区作为承载城市居民居住、生活功能的主要场所,其人居环境对居民的生活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人居环境分为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支撑系统五大系统。该文选取在北京传统城市社区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海淀区东王庄小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与新兴社区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建筑理论的相关知识,以人居环境的自然系统、居住系统为切入角度,探索其在城市社区设计活动方面的可取之处,并发现其不足,提出改进的意见与建议。     

全面健康视域下的国外社区公共空间体系发展研究

社区公共空间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其内在结构体系的演变体现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居民的健康需求变化。研究基于“全面健康”发展视角,追溯国外社区公共空间理论及实践演化过程,对不同健康维度下社区公共空间的体系结构进行关联性对比分析,将其总结为三个阶段：生理健康满足的“单维”探索期、注重人文思想的“双线”发展期、关注生活品质的“多维”拓展期;探究了不同时期社区居民健康诉求调整与社区公共空间结构体系演变的对应关系,揭示了社区公共空间体系由单一物理空间影响向心理、环境、社会等全面健康影响的发展演化趋势和规律。     

基于行动能力差异的山地城市老旧社区老年人户外活动特征及更新启示

识别老年人户外活动特征是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关键问题,尤其对于阶梯纵横的山地城市。现有研究多将老年人视作均质整体,忽略不同行动能力老年人之间的差异。本文以重庆市团结坝社区为例,采用活动日志与行为注记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山地城市社区不同行动能力老年人的户外活动特征及差异。本文进一步分析老年人户外活动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现行动方便与行动迟缓老人的主要活动场地及分布模式存在共性与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老年友好环境并不是均质的,应与不同人群的需求进行差异化适配,使资源更高效地利用。最后本文提出山地城市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策略,以更大程度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支持老年人自主生活。     

城市社区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以开封市为例

社区可步行性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社区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有助于科学评估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程度。本研究借鉴国际通用的在线可步行性评价平台walk score的算法,构建适合中国城市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的步行指数,以开封市4147栋建筑为基本研究对象,以453个社区为研究单元,分析开封市社区总体可步行性以及各项日常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研究发现:开封市社区日常设施可步行水平整体较高,但空间分布不均衡。社区破碎度高、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老城区可步行性水平较高。城中村以及居住和工业交错分布的社区可步行性较差。各项日常设施可步行性空间分布模式差异较大,均匀分布、圈层分布、梯度分布等模式并存。各项日常设施可步行性呈现组团分异,不同的功能导向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区日常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空间格局。城中村、回迁社区、居住-工业混合利用的社区以及城东南组团是日常服务设施亟待优化调整的重点。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基于城市社区文化建构的社区认同感培育研究——以厦门市典型社区规划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背景下,从社区认同感培育入手,可以有效建构社区文化,有助于形成基于特定地域的城市文化基本单元。综合国内外不同学科的研究,"参与"、"互动"是培育社区认同感的重要手段。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不同学科对比研究法和社区居民深度访谈法,以厦门市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两类典型社区为例,探讨社区认同感培育策略。本地人口社区核心在于提升公共设施与空间的需求供给,通过各类社区文化活动构筑互动平台。外来人口社区因人群异质性与流动性特征,核心在于转变管理模式、实现均等化设施服务,构筑社企共建互动平台,积极发挥企业在组织活动和提供服务中的作用,营造温暖的社区文化环境。     

草根行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分析——基于上海的一项案例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开始了重大的变革,单位制解体,社区制逐渐建立,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陌生人社会"使得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难以产生,这是中国新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一种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何借力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基层活力的时代背景,通过构织基层组织网络的框架扩散将宏大的基层社会治理与普通居民的日常草根实践加以勾连?基于上海的一项社区治理案例分析试图展示这一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整合模型及其草根行动的内在逻辑。     

新纪元新设计"有机生长"的设计理念在"观山悦"别墅区的实践

创作"观山悦"别墅区的理念 我们的建筑源于它所处的环境,是城市公共空间向居住社区的过渡,是从自然山体中有机生长出来的,是和环境、气候、光线、人的活动等多方位的因素共同构成的.     

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绿色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绿色社区建设工程的政策框架及作为"绿色社区建设"前沿的广州市区两个个案实践过程的分析,指出绿色社区建设不仅带来社区环境的变化,而且其整个创制过程帮助重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这一社区公共空间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空间,其建设仍然依赖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群众动员技术,但是其对社区参与的鼓励也为社区自我组织以及NGO进入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     

空间生产视角下城中村空间与社会关系耦合研究 ——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空间生产不仅是物质空间的再生产,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对全面改造村落后村民与租户两类社会群体的空间活动与社会交往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引入空间测度量化分析方法,探究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城中村改造后形成了"传统遗存/再造空间"与"重组现代空间"两种空间类型。前者属于非符号化空间,有助于延续原住村民的社会记忆与社会联系,具有排他性;村民依然有较强的心理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社会较融合且个体间的社会联系较强,属于强势群体。后者是社区主要的公共空间,具有非排他性,但这类空间并无任何情感寄托,空间使用者很难在其中找到心理归属与文化认同,也难以实现社会关系的凝聚,新搬迁进入的社会群体出现"社会原子化"特性。两种空间类型导致社区出现空间异质性特征。     

成都老旧院落里的专业社工服务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下辖4个社区，分别为兴蓉社区、永丰社区、正街社区、联谊社区，都属于老旧院落。前两个社区主要以城市拆迁居民为主，后两个社区以农转非居民为主，各个社区又各具特色。因此，成都市高新区爱有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爱有戏）根据每个社区的特点，研发了适合每个社区（院落）的专属项目。     

中国城市“居住分异”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城市居住区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居住分异"现象,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空间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给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混合居住是目前解决居住分异的一种重要途径。混合居住模式以消除居民的社会差异为住宅建设的社会意义和目标,是解决不同社会阶层隔离、促进不同居民交往的有效方法,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居住模式。     

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认同建设困境分析

随着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历着一次深刻的结构转型。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单位制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化并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伴随着结构转型,出现新的特征。而随着商品房的快速开发建设,隔离社区被广泛建设,中国一些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类似国外的碎片化特征,加之人口的快速流动、户籍制度等多种原因导致居住分割现象开始出现,逐渐形成陌生人社区。与单位制时期的熟人社会不同的是,陌生人社区具有高流动性、空间结构分异、供给公共产品碎片化等特点,使得陌生人社区在认同建设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外来民工与本地居民社区混居实践的可能性——基于上海市的调查

本研究主要探讨乡城迁移人员的城市居住问题,笔者以“混居”为考察视角,通过对目前上海出现的城市边缘社区混居的现状及问题的描述和分析,探讨乡城迁移人员与本地居民共同居住的内在逻辑和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下层社区中混居实践的可能性作出说明。笔者认为,与本地居民的社区混居是乡城迁移人员进入城市居住的有效方式之一,群体之间的利益“潜规则”是实践社区混居的必要条件。     

大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与演变

居住空间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指以居住用地为主的物质实体空间,这包括住宅的地域分布、住宅的组织形式、住宅空间分布与组合特征等在景观上的外部表现；另一是强调居民住房选择与居住社区的功能空间,这是一个以住家为中     

日常休闲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日常休闲是流动儿童与居住环境互动交流的重要方式,日常休闲的特征及满意程度可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进程。对上海某小学流动儿童的实地调研发现,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处在一般水平。流动儿童的日常休闲方式、范围及频率等日常休闲特征都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产生影响,日常休闲环境作为流动儿童休闲行为的空间载体,日常休闲环境感知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日常休闲满意状况是流动儿童休闲行为体验的结果,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