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

互联网及其衍生的社会文化现象给人类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同时也使传统的研究方法面临新的挑战。在对经典的民族志方法予以调整和改进的基础上,虚拟民族志作为致力于以独特方式理解互联网及相关现象的方法而产生。本文从互联网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出发,从虚拟田野的定位、在线参与观察的实现、线上田野作业向线下的拓展以及研究伦理几个方面,对虚拟民族志的相关问题予以梳理和评述。文章最后提出,重新思考传统并与之保持对话依然是虚拟民族志发展的重要路径。     

跳出原居民人类学的陷阱:次原居民人类学的立场、提纲与实践

针对西方人类学的困境,原居民人类学一直被视为极具优势的另类田野研究实践,而且是一种日益盛行的人类学研究门径。然而,透过仔细检视原居民人类学的知识论理据,兼以华人原居民人类学文献为参照,本文尝试对原居民人类学的学说进行反省,指出该学说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陷阱,即有把田野考察者的主体位置本质化及把身份凌驾于之上并当反省于作田野研究基础的危险。笔者二人在文中将引用个人的田野研究经历,说明原居民人类学如何在实践上往往并不一定独具优势和完美无缺。尽管田野就是自己的家乡,笔者二人还是与一般田野考察者没有多大分别,也要不断保持警觉,步步为营,从而维持研究对象与自己之间的友好关系,跨越研究对象与自己之间的差距。就此,笔者二人提出了“次原居民人类学”的学说,来阐明其重要性,兼而申明反省性在田野研究中的必要性,在家乡进行的田野研究亦不例外。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1935-1936

本文以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燕京大学讲学为线索,重构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功能学派对布朗理论的引进与变异过程。中国功能学派出于实用主义立场,以及对“社会”概念的不同阐释,而对布朗的整体社会观加以变异。这种变异影响了中国功能学派对社区研究法的理解。中国经验也影响了布朗本人的人类学理论及方法论,本文同时关注布朗将中国社会思想结合入人类学理论的尝试。     

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

本文属于研究报告性质 ,主要涉及“魁阁”时期的三项人类学研究及其“再研究”。作者借一项科研课题的记述 ,表明了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类学探索的联系与差异的看法。费孝通的禄村研究、许光的“西镇”(喜洲 )研究、田汝康的“摆夷”(傣族 )村寨研究 ,均于上个世纪 3 0年代末、40年代初完成 ,分别从民族志的田野经验中提炼出有关土地制度、祖先祭祀及人神关系的分析框架。尽管研究方式各自不同 ,但总体而言 ,三项研究已共同关注到了乡土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文化差异。自 2 0 0 0年起 ,北京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进行“省校合作”。在这期间 ,几位青年学人组成研究小组 ,对禄村、“西镇”(喜洲 )和那目寨进行了重访。他们参考了近 3 0年来国际人类学界对“再研究”提出的看法 ,依据各自在田野工作中获得的素材 ,思考了社会变迁和学术观念的转变对于“接续性研究”的双重影响 ,通过民族志的书写 ,提出了若干具有继承和反思双重性格的观点。本文依据三项“再研究”的学术所得 ,强调指出公共仪式研究对于乡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性。文章还试图重新思考曾经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有过深刻影响的“人文区位学”方法。     

“跨代育儿组合”与中国独生子女的养育——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与多重照顾》

独生子女的照顾与养育是城市家庭面临的重要事务。在强调相互影响的“双向模型”理论导引下,将中国城市家庭对独生子女的养育过程还原到跨代育儿的家庭系统之中,《多重照顾》由此给读者呈现了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展示了他们与由父辈、祖辈共同构成的跨代育儿组合的互动过程,用丰富的经验数据揭示了跨代育儿组合内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双向模型”、“跨代育儿组合”等理论性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独生子女养育的实践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保护的内涵与再生的意义——以台南孔庙文化园区为例

一、园区的历史 台南是台湾最古老的城市。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末元初时，才有汉人移民开垦此地。到了元末，汉人开始与原住民有某种程度上的接触与交易，开启了所谓的“汉番交易”。明朝时，台南以渔业为主，也有黄金、硫磺等交易。     

宏琳厝田野调查报告

以号称"中国最大的古民居"闽清宏琳厝为研究对象,在资料分析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社会文化、地域风土等侧面深入解读其居住形态的深层次因素,并基于建成环境的意义分析,结合保护开发现状调研,探讨其作为建筑文化遗产价值原真性的保护问题与开发导则。     

田野个案与叙事解释在青少年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青少年研究就宏观研究方法而言,可以简分为定量与定性两种。本文主要就质性青少年研究中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探讨。以笔者所进行的乡村“混混”研究为例,本文认为,要研究作为思想与行动复杂主体的农村青少年．尤其是年轻“混混”,首先就要深刻理解其行动逻辑、思维方式、生命成长历程与社会心理特征。并置身其乡土背景进行解释,并进而建构中层理论,找寻理论归依．而要达致这一研究目的,人类学的田野个案与解释性的叙事方式是一条可行路径。     

亲属研究何以继续存在——从大卫·施耐德的亲属理论与批判谈起

现有文献关注到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施耐德在欧美人类学界的影响,但并未系统梳理以施耐德为代表的亲属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的几次关键转变。本文以施氏的亲属研究、理论与批判为主线,揭示出其在问题意识上经历了从“社会”到“文化”再到“地方生物学”的转变。本文也将结合当下人类学前沿理论,简评施耐德如何在几十年前就将亲属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推动到了本体论层面。     

没有历史的民族志——从马凌诺斯基出发

马凌诺斯基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志方法的奠基人。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仍然遵循马氏的基本准则。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对人类学家的自我身份及其专业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而功能主义人类学也在后继者那里得到了修正,但是,现场的主客互动依旧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在人类学走进文明社会后,文献成为田野作业里重要的补充。不过,笔者认为,其实只有田野研究中对于文献的利用,不存在所谓"走进历史田野"之说,历史民族志仅仅是文献而已,其现场感是"别人的",并非使用这份民族志的人的,而作为当事人的作者没有将其当成"历史民族志";真正的民族志是要有主—客面对面互动的、有切实的伦理问题的。     

西方儿童虐待成因的发展生态模型理论研究述评

发展生态模型是西方儿童虐待成因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但国内对此缺少系统性介绍。该理论认为,儿童虐待产生自互动个体与嵌套生态系统层面间的交互影响,它主要以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并以“生态整合模型”和“生态交互模型”为代表性理论模型。该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可促使研究者突破单因素变量研究的窠臼,并转向多因素共构视角去理解儿童虐待成因;同时,也为儿童虐待治理实践提供了多因素和多层次的系统干预视角。该理论的出现丰富了儿童虐待研究者的理论想象力,可为我国家庭、学校等场域的儿童虐待和儿童保护研究和干预提供启示。     

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社会学不是使用社会学“方法”处理政治现象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它假定政治现象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现象亦具有政治性意义。它关注的主题,是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即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以及政治权威怎样集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因而政治社会学是一个“混合体”,它吸取了大量传统学科（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的不同知识,其主流分析立场是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及定性研究式的。本文评述了政治社会学中几个传统的研究范型：多元主义、精英主义、极权主义,以及近年有影响的几个研究方向：国家与社会、公民权责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和法团主义     

文化自觉·科际整合·田野调查

“乡土中国”是费先生的著作Earthbound China的中文译名，从英文来看，其实很难误会这个“乡土”仅指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植根于它所在的大地之中的，不理解这块热土就无法理解这种文化，这是费先生对他的“马老师”以本地人研究本地文化的践行，无须赘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前辈都提出了人类学或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田野研究问题（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他们认为，人类学家研究现状，是把后者当做活的历史，因此可以透过现在看到过去，用费先生的话说，就是“今中之昔”。     

晚近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及未来展望

2004年11月25至26日，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召开“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与适应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应邀出席会议的有内地多位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专家。我的研究领域既不是民族学、人类学，也不是民族史，但从历史地理、特别是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文化变迁一样，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趋势也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还是愿意以一位历史地理学者的身份，提出自己的看法。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及其思考

本文根据作者近来读到的有关论著对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全球化”研究的社会文化和理论变迁的背景以及一些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做了简略的介绍。对于社会文化人类学来说,“全球化”不是文化同一化,而是商品、钱、人、图像、技术、知识和思想等各种客体和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过的广度和速度的流动。“本土化”则是对应于上述“全球化”的另一个社会事实。同样,传统的复兴往往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内容。作者还根据自身的文化观察与思考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提出了一些见解。     

儿童友好城市社区街道空间的“供”与“需”

安全友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儿童友好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线性要素,是儿童成长习得的外部场所以及使用最为频繁的公共空间。文章基于詹姆斯·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从“供”与“需”的角度研究儿童与社区街道环境之间的感知—行为—交互关系,分析区域内儿童街道感知和儿童认知与行为特征,尝试发现社区街道为儿童提供的积极可供性以及儿童需求与各环境要素可供性表现之间的差异,挖掘街道空间在激发与使用者（儿童）互动方面的潜在价值,为实现儿童友好城市社区街道精细化管理和建设提供参考。     

人类学体验:阅读民族志经典和走进田野

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人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人类学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和思维吸引了很多的专业学习者,通过阅读经典人类学著作、体味人类学家的做学著述思想、进行田野实地调研,并书写新的民族志。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各有所感、各有所得。本文在回顾分享自身学习实践人类学经历的基础上,尝试对一些相关话题进行反思。     

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浙东“刘老会”个案的政治人类学研究

本文依据当代民间文书资料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复原了一个村庄老人会10多年自治成长的过程,分析了这个内源性自治组织成长的内外契机和实践的学理意义。本文提示,村庄次级自治组织的培育是村民自治、农村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生长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分群理论等新视角有助于老人会等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在场有助于村民等自治实践主体培育乡村自治组织的自觉和学科知识的增长。     

费孝通文化论初探

费孝通是进行实地社区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通过对迅速变迁着的中国社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察思索 ,他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一系列理论观点 ,开创和发展了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文化研究是费孝通的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将随着费孝通本人的学术回顾与反思 ,简要梳理其文化理论的来源 ,介绍其“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格局理论和他对中华文化重新定位的思想。文化功能动态论的理论渊源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被视为文化现象。文化问题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核心领域。这也是费孝通一生研究…     

人类学视野中的贾家庄发展探析

如今,乡村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村落建设散发出了独特魅力。就人类学而言,村落一直是其重点关注的领域,研究者可以通过田野调查法了解乡村文化建设,从主、客体的角度分析乡村发展的成效和问题。以贾家庄村为田野点,从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运用访谈法、文献分析等方法,从贾家庄的乡村旅游发展、居民社区参与等方面,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从而探索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