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重建与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贯彻落实了社会学理论;20世纪70年代,我国社会学理论面临重建。阶段的划分并不是依据时间长短进行的,而是依据社会学理论研究形式以及内在形式上的不同,通过其实时变化进行理论的构建与划分的,在此过程中通过理论研究能够起到推动和引导的作用,通过回顾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学理论,对其中的不足、成长以及误知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繁荣与发展

纵观中国社会学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学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重要转变以后迅速崛起，并且在学科化体制建设、社会学理论译介和传播、社会实地调查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从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简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

社会学中存在着不同学派、范式和发展策略之间的相互竞争、论战、甚至隔阂和对抗,但这一学科也有着共有的话语场域、共同关注的论题、共享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这是一种复杂的学科品性:它是论战与共识、自由发挥与兼容共存、多重体系与共同遗产的结合。这一品性之中必然有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点,这需要从中剥离出最具共性的意涵和实质性的     

试论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成长

从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起，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回眸这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学艰难坎坷、荣辱沉浮的发展演变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本文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所经历的恢复重建、补课起步、学科拓展、迅速成长的历程。在回顾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发展历程中发现,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尘封已久的社会学重获新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成为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的直接动因;而植根于深刻变革的中国社会之中的社会学,不仅从中获得了滋养和发展的动力,同时又以其不断发展、创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深刻变革的社会服务,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结构、情感与道德：道德转型的社会学探索

道德社会学将考察对象从道德哲学所思辨的抽象道德律转向由道德规范、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舆论三个基本层面所构成的经验性道德事实。构成道德事实的三个基本层面也是体现出道德情感性的三个层面。随着社会形态从传统的小共同体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大社会转变，三个层面的道德情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因应这种变化，道德形态也须作出相应调整，包括公德与私德相分立，在日常公德中突出“消极义务”,道德形式向普遍化和正式化转变等。总之，道德须从一种习传、不言而喻的“默认一致”形态向一种“反思性”的自觉形态转变。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考察（1949～1978）

1949～1978年，中国社会学这段坎坷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本文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中国社会学老前辈在“院系调整”中维护社会学和1957年春夏重提社会学的经历与不幸遭遇。作者认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社会学中断近30年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政治不容许社会学的生存与发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结晶，理应属于全人类。用非科学反对科学所造成的历史，不会再重演。     

追寻真实：论艺术社会学的大小模式与深浅模式

在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真实问题是个关键问题。艺术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致力于追寻它的真实。以霍华德·贝克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社会学家关注的参与其中的社会角色越多,就越接近真实。他们认为大者为真,小者相对不真,这是一种大小模式的真实观。以皮埃尔·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学家眼睛所见的只是表象,它由更深层的结构所决定,在他们看来,深者为真,浅者相对虚幻,这是一种深浅模式的真实观。两种模式的真实观之间存在激烈的交锋。在布迪厄看来,贝克尔只关注表层的互动,而忽略了决定它们的深层结构;在贝克尔看来,布迪厄关注的深层结构并无经验基础,眼前可见的真实才是可以获得的唯一真实。两种模式各有深厚的社会学根源,我们应积极推动两者的对话与融合,使艺术界（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     

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维度,也包括了环境这一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来重新理解中国经验;通过对中国经验的反思,检讨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缺陷与局限。中国经验与中国环境社会学存在着休戚相关、互相建构和重塑的关系,对二者互为映照的关系需要予以深入的批判和反思。     

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

为探索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的深远影响,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环境相互建构的作用机制,一个新的社会学分支——数字社会学应运而生并迅速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本文对数字社会学进行了简要介绍,梳理了数字社会学在劳工经济与生产、数字政治与权力、社会关系与互动、身体与自我、社会不平等以及方法论革新六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国与西方数字社会学的研究现状。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飞速发展为社会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数字社会学在中国极具发展潜力。     

“始乱终弃：2006中国当代的社会学图像”前言

这是一个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故事和社会变动的展览和记录。艺术家们以摄影作为探讨中国社会“时代命运”的未解之谜的手段，阐述他们对于时代转变和因为物转心移而兴衰消长的社会现象的观察。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一件事物或一个地方因为政治经济和产业形态的转变而逐渐衰颓的社会变化，一如我们理解在当今世界的另一头，有北京、上海、新德里、孟买、纽约、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在同样的时代变化中剧烈地成长、富裕和壮大。对于同样来自全球化的影响，更广大的一群正在没落、萎缩，并伴随着失业、贫穷、生活失衡和社会分裂。而这些今天已经在我们脑海中极为模糊和粗糙的存在的事物，曾经也是风光无限地占据过历史的舞台!如今，这样的边缘地带和“进步世界”之间存在着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空间断裂和距离。然而，是八位艺术家将它推向我们的眼前。陈家刚、缪晓春、慕辰、邵逸农、史国瑞、何崇岳、于翔、朱岩使原本沉默的时空、人物开始对我们陈述他们自身。     

心理危机：转型社会必须直面的生命之痛——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赵孟营

企业员工自杀事件频发、幼儿园接连发生惨祸、口角之争导致暴力升级等等，都引发我们的深度思索和追问。     

秩序·变迁·和谐——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在曲折中历经三十年，其间既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亦承载了成本与代价。本文在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的理论思想的启发和指导下，审视迈向现代的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既分析了社会转型中的更替与演变，如社会结构的分化、分层与流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又揭示了与转型相伴的“变迁之痛”，如诚信危机、信仰迷失等。文章指明，改革的持续与深入迫切要求在社会转型和变迁中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的稳定与“安全阀”功能，同时必须在全社会建立“和为贵”、“谐为金”的和谐价值观念。     

妥协与叛逆：当代中国女性的二元生存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似乎赋予男女两性以公平竞争的机会，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空间。然而，本文从女性解放的角度出发，结合两性发展的现状，揭示出市场经济中我国女性在新旧两重性别文化的夹击下，被迫作出妥协或叛逆的二元崎形生存选择，并进一步指出这是社会压迫，特别是男权压迫的结果。     

从一元走向多元：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治理的英国经验与中国镜鉴

世界范围内针对儿童这一“数字弱势群体”的网络性侵行为愈发严重,但传统犯罪治理的一元模式不能对其进行有效且适度的调控。当前,英国围绕“立法者—网络平台方—警务部门”这一治理框架进行了诸多探索,网络儿童保护成效较为明显。实践中,我国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治理工作在刑事立法、平台监管、警务执法方面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在合理提炼、借鉴英国治理经验的基础之上,我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寻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治理的多元路径：在刑事立法治理层面,需要精准识别网络空间中性侵儿童的风险因素;在网络平台治理层面,构建以企业合规义务为指引的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线索报告机制;在警务治理层面,转变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侦查取证视野。     

“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1年8月9～11日，“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300多名老年学学者、政府官员及相关从业人员参加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