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

本文借鉴经济学不完全契约和新产权理论的视角,提出一个中国政府内部权威关系的理论模型,将政府各级部门间的控制权概念化为以下三个维度: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诸种控制权在中央政府、中间政府、基层政府间的不同分配方式导致迥然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诱发相应的政府行为。这一理论模型为分析中国政府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治理结构、权威关系、行为类型及其变化过程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关的分析概念。本文以环保部门的环境政策实施过程的实证研究来解读这一模型,分析其中的权威关系和各种行为的组织基础。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基层有效治理研究——基于广东顺德L镇S村的个案分析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乡村基层治理实践中,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关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建设困境和建设路径,而本文从流动中国治理、活力中国建设的视角出发,对广东省顺德L镇S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案例进行整体研究,发现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公共规则生产机制、多元主体吸纳机制以及情感整合机制,能推动基层政府、村集体组织、普通村民、流动人口等不同主体协作共治,并在共治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主体的功能优势,形成具有价值共识与情感认同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探究

新时代背景下,为使现代化农村建设的乡村治理模式符合我国国情,在全国基层农民的不懈努力下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切实做到:要体现出农民的自治角色,要统筹协调农村的各种资源,要充分借助农村的合作机构。     

基层政府内部的弱激励发包——基于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案例分析

强激励是不是行政发包的必要条件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以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为例,分析当治理的紧迫性凸显时,基层政府如何通过将治理任务发包至内部再造的属地组织来保证任务的完成。研究发现,在弱激励的条件下,基层政府内部也能进行发包治理。弱激励发包制与发包制原型理论在发包方目标衡量、管理者激励设置、代理方行为选择等多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弱激励发包制之所以有效,有赖于基层政府内部形成的政治联盟以及基层政府官员嵌入的“公”与“私”的伦理结构,受到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形塑。本文不仅提炼了一个制度约束条件改变后的理论概念变体,更考虑了有着多重面向的政府官员个体,基于基层政府的发包治理实践拓展了原型理论,从激励兼容性的角度对现有理论做了推进。     

“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

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所引致的治理性危机,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倒逼基层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由于税费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行政层级最末端的行为体,惟有被动地以“弱者的手段”回应上级压力,其客观结果却是农村公共产品阙如、基层政府运作困难,农村出现新一轮治理危机,由此形成向上的反倒逼现象,以致中央和省级政府只有采取新的措施,投放更多资源来解决农村问题。本文认为,朝着这个新趋向发展,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农村社会的治理。     

新时代社区的协同治理与创新策略

回顾过去,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展望未来,社区治理发展充满希望。基层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加强党建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创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包括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的参与,各种技术手段有效地提升了治理的效能,促进了资源不断整合,等等,都是长足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未来社区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     

上海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与改进策略

近年来,上海通过系列探索实践,符合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社会治理体制初具雏形。但多年来,"政府负责"强而不优,基层党建、社会发育、基层自治和法治保障等方面,与整体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不相匹配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上海应打破现行体制"行政主导、内部循环"的逻辑惯性,按照体系建设与分类治理相结合的总体思路,重点实施"政、社"关系调整、"社区中间层建设"、法治保障创新等基础性工程,加快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从纵向垂直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向横向网络化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     

北京的“三社联动”是如何做的

探索“三社联动”服务机制是创新民政社会治理方式、提升民政社会治理能力的一项具体工作安排和实际行动.2013年5月开始,北京市民政局在北京市朝阳区将台地区办事处和东风地区办事处组织开展“三社联动”试点工作.试点地区坚持“政府主导、专业承接、项目运作、整体联动”工作思路,以政府统筹为重点,以联席会议为平台,以项目化运作为手段,以调研为基础,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大力协调整合资源,就地转型、培育发展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培养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出台社会工作政策、建立联动制度,开展覆盖老年人、特殊人群、青少年、城市流动人口等多个群体的社会工作重点服务项目,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三社联动”服务模式,推动了基层社区和谐社会建设.     

加快推进“三社联动” 创新民政社会治理方式

探索“三社联动”服务机制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战略部署的重大实践活动，是贯彻落实《首都民政事业改革发展纲要（2013—2015年）》精神，全面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创新民政工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一项具体工作安排和实际行动。     

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上海要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农村承包地流转方面:要加强引导,规范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加强扶持,构建完整的政策制度体系;制定规则,形成机制保障。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方面:要真正实施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同地、同价、同权";要正确处理集体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关系;要制定郊区集体建设用地的各类标准,控制用地总量;要制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配套政策;要建立完善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清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障碍。在农村宅基地置换、退出方面:要建立农民宅基地分配、使用、置换、流转、收回政策体系;要采取限制措施,严控宅基地的新增趋势;要采取滚动发展模式,解决宅基地置换资金缺口大的问题。     

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

中国集体协商依靠"国家主导"模式,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道路。国家推动集体协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推动劳资博弈,而是要把劳资双方都纳入到法律制度框架之内,使劳资双方行为能够法制化和契约化。但是,国家规范劳动关系并非简单控制,而是通过指标管理实现对基层产业秩序的治理。所以,指标管理成为国家推动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的核心策略,地方政府和工会围绕考核指标,调用各种资源来提高集体合同数量。在实践工作中,地方政府"第三方"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同时工会"代理政府"的角色也得以强化,集体协商的本质则从劳资博弈转变成党政联合工会与资方的讨价还价行为。     

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

农会是革命组织还是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组织?建立农民协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农会组织怎么办? 自1995年以后,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因农民负担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而且,他们建立了“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农民自发组织,现在已发展到了提出重建农民协会的政治主张。对此,我的基本观点是:     

灾害救助需创新社会动员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救灾动员实践表明，灾害救助社会动员的内容与手段、强度与效果。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期望的灾害救助社会动员模式是：由行政动员机制向社会自身的动员机制转变，政府、民间组织、个体公民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动员机制和参与平台，实现面对自然灾害的协同治理。     

国际化大都市东京的社区治理

战后半个多世纪来,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需求的变化,东京的社区治理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在运作机制上,从政府主导、官民合作走向多元主体参与;在价值取向上,从“以管理为目标”、“以物为指向”走向“以人为本”。国际化大都市东京,正在形成政府适时提供服务、居民自治组织、非营利团体以及地域内企业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共同营造安全、健康、便利、舒适的“第三空间”。     

“农民舆论领袖”是英雄还是刁民

关注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的人会注意到,近年来在一些干群关系紧张的农村,凸现出少数“农民舆论领袖”。在他们的号召、组织、带领下,农民集体上访、告官的多了,甚至围攻基层党政机关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农民领袖”到底是“英雄”还是“刁民”?他们何来一呼百应的神通?如何化解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稳定的大局?村民自治组织与化解这些矛盾有些什么联系?相信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前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土地管理法》有关条文中对与之相关的问题作了若干规定,依据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①不是国有土地。②不是农用地。③不是未利用地。④一般不是城市建设用地(目前在大中城市郊区和小城市区域内有一定数量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用于非农建设)。⑤它是经依法审批由农用地转成的建设用地。⑥其所有权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此,我们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作如下的界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指农…     

论新时代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我国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社会、居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转变治理理念、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核心引领作用、扶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提高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和文化教化水平,才能在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上不断创新,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     

新农村建设:难题待解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品“公共财政供给”与“私人和村社自愿的集体行动”这两种基本模式及其互动机制,重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及其利益格局、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和农民权益保护,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整合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组织资源等最具紧迫性。     

草根行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分析——基于上海的一项案例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开始了重大的变革,单位制解体,社区制逐渐建立,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陌生人社会"使得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难以产生,这是中国新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一种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何借力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基层活力的时代背景,通过构织基层组织网络的框架扩散将宏大的基层社会治理与普通居民的日常草根实践加以勾连?基于上海的一项社区治理案例分析试图展示这一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整合模型及其草根行动的内在逻辑。     

农村社区治理中“积极青年”何以形成？

青年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为基层自治组织输入新生代力量。文章以江苏J区青年干部为例,研究社区治理中“积极青年”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基层组织通过行政化和社会化的供给方式吸纳青年,回应干部年轻化的政策要求,却促发了青年积极参与,形成了社区治理中的“积极青年”。“积极青年”的形成是社区治理行政化和技术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家庭支持与对家庭完整性的追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基层干部年轻化既需要区域差异化的吸纳机制,也需要建立老中青梯次性的培养机制,才能有效实现乡村人才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