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常生活视角的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使用研究——以重庆市礼嘉街道嘉和社区为例

城镇化进程蚕食乡村地区所引发的传统居住空间变迁,使城市边缘区的农转非社区面临社会空间重构。这类社区的公共空间完全按照城市居住景观来修建,但居民延续了很多农村原有的生活习惯与社区文化,与周边城市在空间上的同质化和社区居民与“城里人”的异质性导致按城市住区景观设计的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不适配。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农转非社区的形成、社会异质性与空间同质化特征,并梳理了国内外异质社区公共空间适配性的相关研究;其次,基于对重庆市嘉和社区的田野调研,从公共空间属性与使用两个层面,分析了农转非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特征与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评析了各项公共空间资源配置与利用率、聚集性以及活动类型之间的适配关系,探讨了影响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配置与设计与居民日常活动需求失衡的原因,为国内农转非社区更新,尤其是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质量的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绿色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绿色社区建设工程的政策框架及作为"绿色社区建设"前沿的广州市区两个个案实践过程的分析,指出绿色社区建设不仅带来社区环境的变化,而且其整个创制过程帮助重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这一社区公共空间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空间,其建设仍然依赖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群众动员技术,但是其对社区参与的鼓励也为社区自我组织以及NGO进入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未来社区治理的方向是如何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再造日常——老城复兴中“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

当前老城复兴中的人文转向尝试将“人”及其“真实生活”带回更新进程,但“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始终是个难题。作为前沿文化实践,“再造日常”搭建了不同人群间的沟通对话机制,重塑了制度内外对接转化机制,需在城市更新和社会转型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本文以一个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及新型公共文化建构为例,从“找回公众”“消融区隔”和“淡化权威”三方面展现这个界限消抹和连接再造的过程,其背后是空间活化、文化再生及地方治理品牌化三重机制的叠加,它使老城生活在空间、人群和制度上由表及里地向外打开。通过日常的再造,行动者以文化再生产的柔性力量探入国家-社会连接处的肌理,推动了转型,这也使关于“社会的生产”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     

儿童友好城市社区街道空间的“供”与“需”

安全友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儿童友好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线性要素,是儿童成长习得的外部场所以及使用最为频繁的公共空间。文章基于詹姆斯·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从“供”与“需”的角度研究儿童与社区街道环境之间的感知—行为—交互关系,分析区域内儿童街道感知和儿童认知与行为特征,尝试发现社区街道为儿童提供的积极可供性以及儿童需求与各环境要素可供性表现之间的差异,挖掘街道空间在激发与使用者（儿童）互动方面的潜在价值,为实现儿童友好城市社区街道精细化管理和建设提供参考。     

城市高密度人口分布下的社区建设——以广州荔湾区为例

以广州荔湾区“六普”资料为根据，就人口高密度分布与社区建设的关系进行梳理与探讨。荔湾区“六普”数据显示，城区人口密度过高，成为影响社区生活的主要因素，给居民生命安全、公共生活质量与日常生活便利性带来负面效应。科学化与人性化人口密度干预是治理高密度人口问题的理性策略，如“跳出”社区视野，在城市“一盘棋”中均衡人口布局，在社区建设中，通过社区更新改造，增强人口承载能力，通过建构便利舒适人居环境，提升社区生活质量。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干预视阈下的传染病防控

本研究就社区干预视角下的传染病防控,展开比较系统的探讨.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社会治理与公共管理的基本单元,并因此而成为传染病防控的主要载体和依托.伴随现代卫生理念和健康服务方式的转型,社区居民的疾病预防与身心保健需求凸显,给社区卫生服务和传染病防控提出新要求.社区干预传染病防控,其效果不仅取决于医疗机构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区体制机制的创新.转变长期以来重治病、轻预防的价值观念、建构顶层和基层相结合的组织与制度系统、培育传染病防控的多方合作机制、强化公共卫生的社区投入,是实现合理社区干预的基础.     

国际化大都市东京的社区治理

战后半个多世纪来,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需求的变化,东京的社区治理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在运作机制上,从政府主导、官民合作走向多元主体参与;在价值取向上,从“以管理为目标”、“以物为指向”走向“以人为本”。国际化大都市东京,正在形成政府适时提供服务、居民自治组织、非营利团体以及地域内企业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共同营造安全、健康、便利、舒适的“第三空间”。     

“上下分合轨迹”:社区空间的生产——关于南苑肿瘤医院的抗争故事

本文聚焦于南苑①围绕广安肿瘤医院的抗争故事,将该事件置于城市空间重构与生产的结构性情境下,分析社区空间的生产机制。文章指出,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权力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市场化的话语体系下,以程序合法性及产权的话语获得垄断地位;而自下而上的抗争以规则、权利等意识为主导,通过"间隙运用"的策略生产出社会空间,但最终服从于空间的霸权体系。作者分析了空间霸权的战略、空间抗争的战术特点,以及上下分合轨迹,将其统合成为社区空间的生产过程。笔者认为,社区空间应该趋向对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才能更好地实现空间正义。     

五饼二鱼:社区运动与都市生活

本文以台北市的一个邻里社区为例 ,记录了都市居民寻求新生活意义的一段过程 ,主要讨论 2 0世纪 90年代末期的社区动员对都市社会生活与文化意义的影响 ,试图了解一个因公园保存运动激起市民参与的都市移民社区 ,其居民生活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 ,这个影响又如何改变社区运动的进程。本文认为都市居民寻求安身立命是一动态、开放且有时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 ,都市空间陌生与快速变动的特性 ,都市问题的琐碎与复杂性 ,以及都市移民离乡背井的心灵冲击 ,使得都市生活充满不确定与挑战性 ,社区运动因此代表一个集体的寻求地方感觉和在地想象的过程 ,以及改变都市社会现状的期盼。     

基于教育数据的学校空间对社区空间的影响分析

随着近几年教育布局的不断调整,学校空间对社区空间的影响益发明显。本篇论文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重点小学和普通小学为例,对重点小学学校空间对社区空间的直接影响和非重点小学学校空间对社区空间的直接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学校不仅影响社区的人口,同样影响社区的房价,而社区房价的变化则很可能会导致社区之间的阶层分化。教育调整不仅没有能够解决学生教育机会的公平性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城镇化。     

如何提升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度

居民参与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是社区建设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搞好社区建设的根本保证。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人既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又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发展”。同样,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就无所谓社区建设。重视居民参与．提高居民参与社区的质量．是推动社区建设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公共空间

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搬迁,传统的邻里关系纽带断裂。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新居住区里,如何重建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良好的邻里交往关系,形成真正的“共同栖居的家园”,是城市现代化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有赖于社区公共空间的合理规划、建设和使用。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一、问题与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中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然而,这两种自治机制的效果却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传统的居民自治正不断出现“内卷化”现象,即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居民自治,反而出现了居民委员会的结构科层化、功能行政化和成员职业化现象,而这种“内卷化”使政府推动的社区自治越来越呈现出“形式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近年来刚刚出现的业主自治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不少社区中出现居民委员会选举冷清而业主委员会选举火暴的场面,甚至有居民发出社区有业主委员会即可的评论和呼声.     

社区家政服务企业发展困境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经济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如家庭的清洁问题、饮食问题、健康问题、育婴问题、养老问题、家庭教育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进一步催生了社区家政服务的发展。但目前,社区家政服务的发展还比较迟缓,实力弱,没有行业竞争力,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上海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研究与规划思考

目前,国内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主要通过统一标准进行规划配置,而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空间分异日益显著,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结构的居民对设施的需求也存在差异,设施供给与需求存在不匹配现象。对此,建议采用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配置标准、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运营模式、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以提升设施供给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社区运动的“社区性”——对现行社区运动理论的回应与补充

在国家强控制、组织发育不良的背景下,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对社区运动解释式微,社区性成为影响社区运动产生与维系的核心变量。空间、人口、组织三个社区性要素循环互动,促成或抑制了社区运动,同时形塑了程度不一的社区共同体(社区认同感)。内在的社区居民共同体与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两个社区性维度的互动解释了社区运动的发生与走向。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对社区性要素和维度的合理安排与调整,改变政府与居民零和博弈的关系,才能营造出合作、共赢的社区治理局面。     

深圳城市治理的三种模式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改革是基层党和政府与社区各类组织之间权力职能关系的一种多方位调整,居民自治、党建引领与企业参与分别代表着目前实践中的三种不同改革思路,其内在逻辑折射出改革者对于解决社区现实问题的区别性研判,以及对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内容的差异化理解,并将深刻影响城市治理的发展向度.在住房商品化改革深入推进,社区形态经历复杂转型,社区利益主体日渐多元,居民的民主法治观念逐渐觉醒,基层群众自治需求增长的现实背景下,以深圳在居民自治、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等方面探索出的"盐田模式""南山模式""桃源居模式"为例,阐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中的优缺点,对于研判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改革的趋向和特征有启迪作用.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职能定位与模式

社区一词源自英文“community”,是指“那些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为友、守望相助、富有同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费迪南德·滕尼斯语),人们加入这些社区团体或组织不是为特有的目的所驱使,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目前,我国城市变革中突出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旧城区的“单位人”演变为“社会人”,城郊结合部的“村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一系列的转变并不仅仅表现为外在经济的单纯增长,问题的核心是从企业和政府剥离出来的职能逐渐回归到社会时,以什么形式或途径来更好地承担或转化、实现这些职能?政府和社区团体之间的位置如何摆放?等等。同时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育成熟、市民政治民主思想日渐加深的进程中,如何加强居民社区管理,实施社区管理的“自治”,找回因现代工业化而日渐流逝的社区特质等,是我们亟待解决也是目前正在花大力气进行的一项社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