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哲学基础——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心

转基因食品自诞生以来,即备受争议。各国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也是大相径庭,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下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态度,认为以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态度过于宽松;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制,态度过分严格;而只有以中国传统哲学“人与自然内在统一”观念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才可宽严适度,实现人与自然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     

论商标“反向假冒”的法律规制

“反向假冒”商标是指在他人的商品上擅自使用自己商标的行为,即未经他人许可,在自己所有的他人生产的商品上使用自己商标的行为。本文在简要分析“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特征的基础上,着重论证了国外法律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规制的三种立法模式。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正之际,我国还应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从不同角度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进行全方位的规制。     

“人工智能+法律”发展的两个面向

"人工智能+法律"已渐次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语义逻辑上廓清研究视域,其运动发展似可分为两个规制面向:人工智能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人工智能化。就前者而言,从机器人时代的法律规制到人工智能的法律化规制,既存在对机器人行为规制等一脉相承的问题,又面临法律规制理论建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权利、行为能力以及责任分配与承担等全新的法律问题。法律的人工智能化也可以表述为法律科技的人工智能化,其规制领域理应集中在其提供的服务中,无论是法律推理系统、法律建模,还是人工智能法律援助、智慧司法,法律的人工智能化服务必须置于伦理规范和政策法律的规制之中。     

证券市场上保荐人规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规制依据监管态度可以划分为“亲投资者”和“亲保荐人”两种模式,根据监管手段可以划分为“依靠市场”和“依靠规则”的规制模式。我国保荐人是移植域外法律制度的结果,不过受制于路径依赖,对其的规制呈现出“亲保荐人”及“依靠规则”的特征。与我国保荐人规制模式相比较,英国的保荐人规制主要呈现出“亲保荐人”和“依靠市场”的特点,我国香港地区的保荐人规制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特征。为了缓解收费模式所导致的保荐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的利益上的冲突和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沿袭的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监管方式未来应借鉴香港地区的保荐人监管模式———“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模式。     

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药品价格法律规制的完善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药价虽也存在区域性的差异,但整体上仍呈现居高不下、不断攀升的态势,其危害不容小觑。而导致珠三角地区药价虚高愈演愈烈的成因,则涉及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失灵、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因素。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当认真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香港以及国外注重对药品价格法律规制的经验,加快地方立法步伐,首先从构建药品定价机制、药品价格监管机构制约机制和“医药分开”机制等方面着手,努力完善本地区药品价格监管的法律规制。     

碳排放配额制度的比例原则检视及优化进路——基于三个碳交易立法文本的规范分析

碳排放配额制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法治保障。但鉴于央地相关制度安排与实施存在规制错位与缺位、规制过度、规制重叠等问题,尚待加强“目的-手段”关系理论指导下的理性分析。在比例原则的检视下,前述碳排放配额制度的系列规制问题主要源于“自上而下”强制型或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建构模式,欠缺对规制手段适当性、必要性及均衡性的充分考量。碳排放配额制度的法治优化可从以下三方面重点展开：一是坚持配额覆盖的共同原则与时空分配的区别原则;二是提升事实认定科学化与价值判断民主化水平,科学贯彻风险预防原则;三是加强碳排放的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互动,并在未来《环境法典》等相关法律中强化涉碳制度间的均衡协调,以促进碳排放规制目标与制度体系的融贯。     

一稿多投社会规制中的“双主体”“三阶段”、“四方法”

一稿多投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在一稿多投社会规制过程中，规制对象著作权人与新闻出版单位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他们之间不存在规制关系。在一稿多投社会规制的三个阶段中，初级规制阶段主要是道德规制，中级规制阶段主要是纪律规制和法律规制，高级规制阶段则主要是法律规制和技术规制。道德规制、纪律规制、法律规制和技术规制共同构成了一稿多投社会规制的四种方法。探索投稿群体分流、期刊淘汰竞争、发表权与出版权分离、电子出版与纸质出版分离等手段措施以缓解当前规制对象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官员“礼上往来”的法律规制为例

“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而我国诸多贪官常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腐败交易之实.为此有必要引入“礼上往来”的概念予以辨析与矫正,在解析官员礼上往来行为走向性质的基础上,梳理和借鉴美国规制官员收送礼品行为的法律经验,完善我国对官员礼上往来行为的法律规制,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厘清人情与腐败的界线,从而达致更为有效治理腐败的目的.     

粤港澳合作法律问题研究——完善法律机制，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

CEPA框架下的粤港澳合作法律机制已经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建设“粤港澳紧密合作区”需要进一步完善粤港澳紧密合作法律机制的基本原则,包括一国两制港澳优先的原则、公私合作原则和贸易自由化原则;要从审议制度、争端解决机制和规制缓和等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和改革,逐步推进有关法律机制的完善.     

经济体制的规制结构

从决策的角度看，规制结构是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其基本功能是规制偏离经济体制基本目标，即资源配置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决策偏差”。古典市场体制的规制结构是市场规则基础上决策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即市场制衡；现代市场体制的规制结构是“法律体制—经济政策—市场制衡”三位一体。传统计划体制的根本缺陷是缺少规制结构，因而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体制目标，而要完善规制结构需改变决策结构，变集权为分权，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蛇”祸——中国人口偷渡黑道

“人蛇集团”特指从事人口非法走私的地下黑社会势力。走私人口与走私海洛因获利相等,于是,被走私的中国人口被黑道人称为“海洛因5号”。我国人口走私猖獗,偷渡者中农民和个体户占40%,尤以江浙一带居多,仅北京机场去年就破案140起,338人次,审理被外国遣返人员案74起,259人次。目前,人口偷渡活动已趋集团化,组织严密,手段狡猾,背景复杂,作案手法科技化,本文对此作了详尽披露。     

多元场景视域下数据流通的法律规制

数据产生主体与数据控制主体相分离、多元社会主体对实时产生的数据处于交叉持有的状态,是制约法律规制数据流通的客观现实。需以数据的类型化为基础,根据持有数据主体的不同性质,结合数据流通应用的不同节点,明确具体场景下数据的法律属性,并进一步明确不同主体持有的各类数据在不同流通阶段的数据处理规制模式。我国目前关于数据流通的规范聚焦于个人信息保护,难以应对当前数据类型多样、应用场景繁多、持有主体多元、流通环节较多的客观现实,应遵循“合理的数据分类+数据应用场景→风险评估”的模式,明确不同场景下可流通的数据范围,并构建以信息处理者安全保障义务为核心的法律规制体系。     

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保障及启示

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是因为其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体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日本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是从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也是在没有"循环经济"概念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形成了由基础法、综合法和专门法等组成的完备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进程中,应借鉴日本经验,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体系,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共享经济中区块链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基于公主体与私主体的合作规制模式

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提高网络运营系统安全、降低运营和交易成本等方式弥补共享经济发展困局,并在共享经济中的数据共享领域、知识技能共享领域和信用体系建设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区块链应用于共享经济会出现共享经济风险和区块链风险的双重风险叠加,具体表现为监管失灵风险、平台弱化风险、数据权属风险、信用修复风险和技术限制风险.共享经济中的区块链应用风险法律规制需要在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法律规制原则指导下,依靠公共规制机构的强制性与禁止性手段和共享经济平台及其协会的自治能力来实现,并运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评估法律规制绩效,同时注重区块链技术规制与规制区块链技术相协同.     

标准支撑法律实施:比较分析与政策建议

作为政府规制的工具,标准可以有效规制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标准与法律均强调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法律程序与标准制定程序也都强调自治性。标准支撑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机制,标准支撑法律实施能够获得诸多效益。标准支撑法律实施需要更新维护、合格评定和市场监督等机制的配合。现阶段,我国应放松政府管制,不断完善立法引用标准的配套机制,将法律实施与标准制定关系法制化,以充分利用标准资源支撑法律的实施。     

中国政府规制体制的博弈分析

政府规制体制的运行过程,是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者按照政府规制法律规范确定的规则进行博弈而达到均衡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规制体制中的博弈均衡是一种没有充分顾及社会利益的博弈均衡,是一种没有质量、缺乏效率的博弈均衡。政府规制体制是为实现政府规制目标而采取政府规制的组织形式。鉴于此,完善中国政府规制体制的措施为:巩固体制基础、完善法律体系、明确主体构成、健全运行机制。     

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唐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大量任用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做官,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唐朝政府中任职。唐朝与国内各少数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积极引进国内各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吸收外来文化。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东方大国,完全有能力向其它国家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唐朝在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开放的现象。 一、华夷一体,一视同仁 唐朝统治者改变了前代封建帝王“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     

唐代西北藩镇与地域社会

唐代西北藩镇,又名京西北藩镇,即唐都长安之西北的藩镇集团。唐朝藩镇之肇始即在西北设置的河西节度使,随之自东北至西南沿边又设立了陇右、朔方、安西、北庭等十镇,号“开天十节度”,其中有五大节度置于西北,所谓“精兵猛将,皆聚于西北”,突出体现了唐朝的“关中本位”政策。安史乱后,唐廷被迫调西师内地平叛,以至河西、安西、北庭、陇右等西北大部沦入吐蕃之手,国都长安暴露在异族强敌面前。     

非婚同居法律规制价值分析

非婚同居数量日益增多,特别是进入社会转型期,非婚同居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为法律提出新的规制诉求.对于是否对非婚同居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目前我国学术界争议较大.但法律的回避和等待只会让更多的受害者望法兴叹.理性的法律应认识到法律是现实生活需要的反映,应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区别对待非婚同居和婚姻,对非婚同居主体、人身关系、财产关系、非婚同居终止,尤其是财产制、债务承担、扶养请求权等明确界定,人性化地制定相应法律来规范非婚同居现象.探讨非婚同居法律规制价值将从新的角度阐释立法的可行性与可能性.非婚同居法律规制价值主要体现在:更新立法思想、保障公民人权、深化公平理念、重塑婚姻道德、彰显法律之关.     

《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出了若干需要予以准确解读、重点规制和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首先,应从“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相结合、最终实现劳资共赢目标的高度,来认识并践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其次,针对有些用人单位采取某些规避法律行为（包括“准规避法律行为”）从而影响《劳动合同法》严格实施的现象,立法上应设置相应的反规避措施和方法。最后,劳动法学界应尽快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为《劳动合同法》的正确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