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和启示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国家视为公共性与阶级性辩证统一的国家。在公共权力的归属问题这一内生动力的推动下,公共性与阶级性这对矛盾不断发生转化,通过对自身的两次否定,实现了公共性的真正复归,使二者之间呈现出公共性—阶级性—公共性的螺旋形上升轨迹,契合了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发展阶段。考察国家公共性与阶级性的转化过程,特别是考察二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关系,有助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正确认识和履行国家职能、澄清国家治理中的误区,也有利于持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元宇宙与公共性：一种政治理论的分析

元宇宙的兴起正在对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提出挑战。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元宇宙可能威胁到公共性这一基础性政治价值的实践地位。公共性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进入政治实践，得益于权力的国家化与国家的公共化两方面的发展。同时，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特殊条件也为公共性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基础。随着元宇宙的兴起，这些条件受到了冲击。首先，元宇宙会造成人的全面零工化，使得人们无法作为一个集体开展行动，无法作为一个集体来寻求公共性所需要的政治平衡；其次，元宇宙会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化存在，从而动摇公共性所需的平等意识形态；再次，元宇宙意味着消费主义的扩张，结果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从国家转向元宇宙市场，进而引发越来越多资源从国家向元宇宙市场的转移，不断蚕食国家这一公共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要在元宇宙时代维护公共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地位与功能。     

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关注,是基于近现代的社会背景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从批判功能上说,它被称之为“公共性”;从存在空间上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即政治公共领域),它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公共性”观念不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由于私人领域的扩展或公共权力领域的膨胀,因而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公共性过多,公共领域忽视并削弱甚或侵占了私人的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当中秘密日益增多,批评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原则力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导致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因而公共性处于危机之中。其中,哈贝马斯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因为它将致使公共性原则及其批判功能不断消解致使公共领域异化,真正的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后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如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观察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发展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政治和政府体制确定了相对合理的权力界限,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有限的二元均衡;执政党制度性权威逐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了基本的有效连接;社会的有效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发挥社会有效制衡国家权力的作用,使国家的权力运行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使国家和社会进入相对平衡和有效互动的状态.     

政党权力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政党权力关涉"政党何以成为政党"这一政党科学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属于政党问题中的元问题.政党权力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目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实现等项内容,涉及权力来源、权力领域、权力行使、权力保障和权力监督等诸多方面.政党权力的丰富意蕴可以从其职能定位、内容结构、地位作用等几个角度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可以从本质上的部分性与作用对象的社会性、时间上的历时性与结果上的"间接性"、本性上的强制性与实现中的自觉性、活动领域的民族性与建设中的世界性、对组织载体的依附性与组织载体的动态性,以及性质要求上的服务性与运行中的变异性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政党权利、政党权威、国家权力以及监督制约与政党权力的内在联系与实践要求,对于促进政党权力正确并有效的运行至关重要.     

从治理到被治理:论基于数字平台型企业的社会治理

数字平台型企业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日益强大的巨型组织。然而,数字平台型企业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双重紧张。数字平台型企业从根本上讲,奉行资本的逻辑,即它非常明确地指向营利;而社会治理的逻辑是公共性逻辑,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进而,数字平台型企业所拥有的大数据的公共性与企业的经营之间也存在紧张。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根据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转变治理思路,从“先野蛮生长再治理”的老路转向“先建构治理架构再发展”的新路,把政府监管的重心从知情同意转向由使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而重塑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治理结构。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村庄规则之治何以实现?——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

村庄规则之治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对基层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表明:里村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化私为公机制建立了村庄公共性,并且通过利益连带机制形成了维持村庄公共性的硬约束,使得村规民约成为硬规范,最终实现了村庄规则之治.村庄规则之治的关键在于村庄能够形成公共性,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功能,逐步提高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需要进一步理解规则之治,探索规则之治的有效实现方式.     

私人性与公共性--公共权力的两重属性及其归宿

本文试图从私人性和公共性角度来分析公共权力的属性,并探讨公共权力的合法归宿。本文认为公共权力的私人性是公共权力的主体依赖性特征,它具有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倾向,这一倾向容易造成对他人的支配,成为控制性权力,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本文分析了公共权力公共性的本质,并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等概念来重新解释和构建公共权力。     

双重抛弃：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兼与肖瑛商榷

摘要：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和没有社会学的社会是社会与社会学彼此抛弃的必然结果。社会学要回归社会,必须明确其知识体系的基础,即社会和社会性的概念界定、基本内涵、社会主体。但社会概念的空泛化、去人化使其合法性、根性得以丧失。肖瑛给出了回归社会学的辅路途径,布迪厄引入“场域”代替“社会”。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导致社会与社会学相行渐远,社会和社会学的双重失根也成为必然。社会的失序、社会性中介的断裂、媒体与大众单一化终结了社会性,也终结着社会学。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的化解成为社会和社会学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竞争性合作: 城市教育中家校关系的互动逻辑 ——基于江浙两地城区学校的实证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教育中家校互动日益频繁,家校关系从形式合作走向实质合作。研究发现,家校之间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竞争性合作关系,一种是家庭教育需求分化与学校分类治理所形成的竞争性合作,另一种是家庭教育能力分化和学校教育管理权力分配所形成的竞争性合作。家校竞争性合作关系的形成是教育体制深化改革、城市阶层结构变迁与学校权威结构重塑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到学校的主体性和公共性。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塑学校在教育场域中的权威性,明确家校关系互动的规则与界限,从而实现学校管理的善治良序。     

农业的特殊公共性分析

公共性是公共利益和团体共同利益的表达。在国家权威运行的制度下,公共性的实现要依赖于政府的选择和认可。承认农业的公共性和我国农业公共性的特殊性,才能制定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正确政策。农业的特殊公共性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基础。     

国外规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思路及其借鉴

特殊利益集团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产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规范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朝野共识。通过梳理国外治理特殊利益集团的典型成功经验,指出我国应该采取“重塑政府的公共性、自主性,促进利益集团博弈的多元化、均衡化,增强产权的明晰化和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的三位一体战略,从而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     

“社会资本论”视阈下宗教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在社会互动中,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和宗教性,发挥着独特而有限的社会功能,因而也造成了人在社会交往网络中的排他性,抑制个体成员多元个性的发展,因此必须加以正确引导,使其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探析

追求为着"人的解放"的真实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旨趣。马克思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从人类历史生存实践的深层根源,揭示了人本质上是类存在物,公共性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即是人类实践公共性累积的成果,也是人类公共性发展的根本内涵与指向。与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认为国家(广义的政府)并不必然代表"公共性",国家虽然是应社会公共性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名义上的"公共性",但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公共性"是"虚假的",其实质上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有"消灭"阶级和国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达致体现真实公共性的"人类化社会"。     

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一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