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关于"毛主义"的当代解读

在当代资本逻辑成为全球现代性扩张的强权逻辑背景下,美国学者詹明信站在晚期资本主义学术批判的立场上对“毛主义”进行了解释学意义上的评价,并探讨了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建构的路径问题,肯定了“毛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意义。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

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可以发现,在论争中由冯雪峰拟稿的鲁迅的几篇文章中,冯雪峰与鲁迅二人所隐含的不同意指。这些文本既反映了冯雪峰由反“左”亦反“右”到反“左”而不提反“右”的策略性调整,同时也蕴含着鲁迅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的深层焦虑。这一焦虑集中在什么是左翼立场的问题上。鲁迅始终注意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鸣鞭主义”的愤怒抨击,强调将左翼运动中的“人民大众”立场作为其党派立场的最终指向。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 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问题与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析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考察与反思所汲取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且更具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本身,正是西方在解决问题时所提出的纷繁复杂的主义所蕴含的单边立场所致。从问题与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用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举措,而是一种看待问题的立场,它不包含主义所要求的某种确定的体制,而是一种广泛凝聚共识构建应对问题之基的共同价值观。这种立场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得以解决成为可能,其实践成果也必将推动其创造更大价值。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文章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双方的对立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观上，个体主义坚持化约主义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秉持反化约主义的立场；对立的结果是个体主义犯了“消亡论”错误，而整体主义则陷入了“物象化”的陷阱。在“个体”观上，个体主义采取了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强调了外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其结果导致“个人”在个体主义那里“社会化不足”，而在整体主义那里则“社会化过度”。文章最后认为，超越二者对立的方向之一是解决“社会结构”和“主体行动”的发生学根源和再生产条件。     

"话语分析"与文艺学反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是中国文艺学近两年继“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之后最为重要的一次学术论争。陶东风、南帆、王一川等人的新锐理论教材,采取了“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与已有教材体系构成了颇具张力的对话。这是论争的直接缘起。对审美超验性的坚守,是部分学者质疑反本质主义的重要理据。不过,在话语分析的理论视域中,这一坚守有着浓厚的鸟托邦色彩。话语分析对于“反映论”的解构,意味着整个文艺学理论体系重新建构之可能。同时,它还给建构主义理论观以有益启示。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美国华文文学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的存在事实,使它客观上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双重“他者”的身份: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英语文学)和东方母国(中国)的中国文学来说,它都是“他者”,这种“他者”性存在最终决定了它的“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而存在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焦虑,在经历了从本质主义的追寻到重建新的“身份”的变化之后,得以消解。     

"广松哲学"的发生学研究

日本哲学家广松涉认为,中国与日本可以相互协作,发掘出与欧洲的“实体主义”相对应的、在亚洲生长起来的“关系主义”思想,并将之体系化。当今,我们面临着近代世界观的全面的解体期,必须扬弃“近代”世界观的根本图式本身,从认识论的立场来说,就是要超越近代的“主观-客观”图式,建构新的认识论。同时,可以从对近代世界观的超越这一观点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从而探讨超越“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途径。     

论"温和的基础主义"

我们可以依据基础信念非推论的确证程度,将基础主义分为“强的基础主义”与“温和的基础主义”。要求基础信念必须是确定的、不可错的那种“强基础主义”是一种过高的要求,但放低了这种要求的、允许基础信念只是“初步可信的”、“可错的”的温和的基础主义,或许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有关确证的解释理论。     

颐和园养云轩西洋门设计浅析

养云轩西洋门始建于乾隆二十年间,为乾隆时期保存完好的少数西洋建筑之一。乾隆年间,西洋点景建筑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建筑形式应用于皇家园林的规划中。养云轩西洋门为在中国传统设计思路指导下的中西合璧的产物,其设计手段为传统中国建筑师处理西洋建筑的常用的设计方法。这种设计方法对于当前的建筑设计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

“现代意识”这个词组一般而言,主要指的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学意识,使基于欧美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情形而建构出来的,但是在描述和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时,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文学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中国文学中的西方问题,而应该着力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应。中国现代意识既不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意识相隔绝、相对立的概念,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它更是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浅析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

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不可分离。随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对英语教学中导入"目的语文化"已达成共识。然而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人们过于强调对西方文化背景导入,却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导入,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使跨文化双向交际难以顺利实现。本文分析了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误读与归化:美国主流文学和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作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主观意义上的自我解读,兼具自我性和真实性。美国主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无非是借此传达对本国或赞美或不满的声音,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成分。美国华裔文学要发挥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功能,既有效消弭西方主流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误读,又能从数代海外华人奋斗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不断锻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     

从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看当代中国女性的教育问题

女权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的西方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在教育领域,女权主义者把研究内容定为教育中所有与女性有关的问题,核心是性别间的不平等及其对学校教育和整个教育系统的影响。对西方女权主义教育产生的思想基础以及在中国传播情况的分析,探讨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对中国女性教育的启示,寻求解决当代中国女性受教育问题的途径,对于提高中国女性的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将产生十分重要的意义。     

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

文章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内,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受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     

论中国经济法发展的独立性

目前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中西经济法差异的倾向,导致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脱离实践而遭受质疑。对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认识和思考只有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立足于中西方经济发展的差异,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