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教史》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先生著的《中国儒教史》分上下两卷 ,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1999年底和 2 0 0 0年初出版。儒教在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 ,和佛、道并称三教。延至清末 ,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洋务派代表张之洞 ,也都把儒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提并论。直到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佛教、儒教伦理道德简论

佛教、儒教伦理道德简论黄小石关键词：佛教儒教伦理道德伦理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通过其伦理道德来实现。就中国的佛教和儒教来看，都具有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可视为伦理宗教。因此，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剖析佛教、儒教，并对其伦理道德进行简略的对比分析，将有益于对二...     

儒教造像源流

儒教造像源流任荣释、道、儒，所谓三教。但儒与释道两教相比，却不具备宗教神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佛道有浩繁的经藏，庞大的神系，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戒律以及无数以行教为职业的僧侣道士等等，而这些均是儒教所缺乏的。从实质上说，佛道讲出世，信教以求成佛升仙的...     

论古代小说中佛、道“劝惩教化”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容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劝惩教化 ,劝惩教化几乎贯穿整个古代小说的始终。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向来低下 ,正是因为有了“劝惩教化”的保护色 ,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才逐渐有了“小说”的一席之地。历代学人都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惩教化”归之于儒 ,其实 ,“劝惩教化”并非儒教所专有。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有大量佛、道“劝惩教化”的例子。古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能得以确立并逐渐得到提高 ,这不仅是儒教“劝惩教化”所发挥的作用 ,还充分体现了佛、道“劝惩教化”的作用。     

比德、性德和道德——儒佛道三家“德”论比较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德"是指人的品格和境界,儒佛道三家都有自己丰富的"德"论,而且它们都不是就事论事平面化地来谈论"德",而是将"德"看作是有着深刻的宇宙或人性背景的。儒佛道三家除了所讲的"德"的内容各不相同外,在解释"德"的来源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其中儒家所讲的"德"是"比德",即"天人合一"源自于"天"的德;佛教所讲的"德"是"性德",即众生于本性中具足的源自于"性"的德;道家所讲的"德"则是"道德",即"道人合一"源自于"道"的德。     

苏轼礼佛的现实性倾向探论

苏轼以其横溢的才华和奋励有为而又能超然达观、无适不可的主体精神为历代士人所景仰.在他身上,儒、释、道三者圆融结合,儒教修身,佛教治心,道教养寿,分别满足了他在不同时期与境遇下的个体需要,就中苏轼对佛教的认定、吸纳过程以及礼佛方式都同他的现世情怀息息相关.苏轼礼佛思想的强烈现实性,决定了他对佛理取舍的世情和功用倾向,其鲜明个性特征折射出苏轼人生观的丰富多彩.     

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宗密判教简论

本文认为,宗密通过评判禅宗各派、和会佛教与禅宗、会通佛道儒三家,建立了其和而不同的佛教判教思想体系.宗密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先系统地对中国化佛教--禅宗进行判教,论述佛道儒三教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苏轼融合儒道佛的特色

苏轼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典型意义,突出表现在他融合了儒道佛的思想。在他之前,唐朝就有王维、白居易、司空图等人接受儒、道、佛的思想影响,即所谓“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三者互不相妨而成一心。宋代理学就以“月映万川”的看法,使儒家与佛老相融合,成了三教归一。从总趋势看,是三家融合;从其内部看,却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道德的矛盾,消极与积极的矛盾。心     

唐传奇中的儒、道、佛思想——从唐传奇文本看叙述者的意图

儒、道、佛思想在唐传奇小说文本中都有所体现。对道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或是贬斥,或是通过道家思想反映其非人情的一面。对佛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佛法的威力,或是写佛与非佛之间的斗争,或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对儒家思想,小说主要展现了门第观念、朋友之义、善恶有报、硬性道德说教和歧视女性等方面的内容。文本中的儒、道、佛思想反映了叙述者的价值取向。     

书法与佛教

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精髓。东汉佛教传入中土后 ,书法即成为申记与阐扬佛理的最合适工具。随着佛“道”的渗入 ,书“道”和佛“道”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而促进 ,不但使书法艺术得以普及和提高 ,而且加速了弘扬佛法的进程 ,使佛教在中国发展至新的境界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日］中村淳序言元代在中国佛教史上，由于原中国佛教以外的西藏佛教的传入及其受到蒙古皇族的极力尊崇而成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蒙哥在位时先后三次举行的所谓道佛争论①，作为道教与佛教的最后对抗，以及佛教取代全真教...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莲池大师对"三教一家"说及儒、道的评判

莲池大师作为晚明佛教思想领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一家"说及"儒佛一致"论进行了评论,主张三教虽本一家而非无差别,佛为最尊,儒佛心性论有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异.他回应儒、道二家人士对佛教的攻击,对种种错误知见进行了批驳,阐明了佛法的正见.     

论高丽末郑道传的“排佛论”

作为高丽末朝鲜初期的朱子学者,郑道传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全方位、彻底地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不仅批评了佛教僧侣出家、乞食等行为,还从哲学高度上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从诸多方面辨析了儒家与佛教之不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补王化之所未逮：儒教国家之佛教社会化功能的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佛教在传统儒教国家是一种作为“异端”的存在,因此有儒家士大夫之“辟佛”。然而,逐渐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又承担了某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所谓补王化之所未逮,这一点也是儒家士大夫所认可的。本文从以下三方面阐释了这种社会功能：其一,慎终追远;其二,祝釐祈福禳灾;其三,慈善。特别是第三点,佛教之慈善几乎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并在这一点上与儒教士绅之社会角色有重叠与相合之处。     

"儒、道、佛"与"意义治疗"

受傅伟勋教授以及弗兰克(Frankle)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的启发,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开始研究儒佛道和新儒家的意义治疗思想.本文对儒、道、佛三家的心理治疗思想所作的概括各有异同,儒家用"意义治疗"一词,道家用"存有治疗"一词,而佛教则用"般若治疗"一词.但总体来讲,皆可用"意义治疗"来概括.     

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太虚大师

他，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在南京成立了＂中国佛学会筹备会＂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