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喀斯特山地及高寒山区生态移民问题略论

本文简述了20世纪末期中国南方喀斯特山地及高寒山区的生态变迁历史、原因和生态移民的过程,探讨了各类移民模式的利弊得失,认为生态移民是解决南方喀斯特山地和高寒山区贫困人口生存问题的有效方法,农业型的近距离迁移,潜在着新的生态危机。生态移民需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应考虑从西部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移民,使西部地区的生态得到恢复。     

山地民族有“神”社区的建构与生态智慧——以贵州小丹江、苏丫卡两个苗族村寨为例

山地民族万物关联的生态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彼此向对方植入了自己的文化符号,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个生命体。在这样的生态观的影响下,山地民族不断地向其所处的社区里布控着"神"的化身,使其社区极具神圣性,每一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结果是,在一个有"神"的社区里,其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一传统思维给未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诸多生存方式的选择。     

山地校园对山地环境的介入分析 ——以六盘水师范学院为例

山地校园多位于山地或者丘陵地区,因其复杂的地形地貌条件,校园内部空间的布局形式和工程建设用地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校园空间发展受到制约,但是也因此产生独特的校园空间格局、山地景观.本文主要从校园建筑、景观和山地环境之间的关系,校园形态、环境营造、视觉景观和山地文化等方面阐述山地校园对山地环境的介入.     

“赞米亚”视角下的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国家适应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认为,基督教在赞米亚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是与山地族群的先知主义和千禧年宇宙观契合,从而使基督教成为山地族群借用的意识形态与谷地国家对抗,逃避谷地的统治。然而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山地民族皈信基督教的例子则显示,基督教为这些民族带来符合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山地民族进入现代性的社会化道路,这恰恰符合了国民政府对于山地民族长期以来的教化愿望,期望将山地民族真正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下。因而基督教进入“赞米亚”区域,虽然也有逃避统治与国家相对抗的一面,同样也有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一面,促使山地民族适应国家并进入国家。这可能是斯科特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山地校园对山地环境的介入分析——以六盘水师范学院为例

山地校园多位于山地或者丘陵地区,因其复杂的地形地貌条件,校园内部空间的布局形式和工程建设用地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校园空间发展受到制约,但是也因此产生独特的校园空间格局、山地景观。本文主要从校园建筑、景观和山地环境之间的关系,校园形态、环境营造、视觉景观和山地文化等方面阐述山地校园对山地环境的介入。     

二元农业格局、生态金融化与山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从有机农业的类型与社会层级说起

有机农业原是小农劳动密集型生产经营常态,但在农业革命后的二元农业格局中,现代有机农业所需资本、技术投入比常规农业更多,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高端类型。小农尤其是山地民族地区的小农户延续的传统有机农业,不被大市场所承认、信任。现代有机农业的生产企业、产品认证和消费均集中于大城市,其与生态条件良好的生产地和雇佣小农,在空间和社会经济上均呈层级分化状态。由此,有机农业生产实际上成了跨区域生态资本化、金融化的过程,并不能有效带动当地小农的发展。只有公共资源投入和社会公益行动基于群众路线的民办公助,推动小农迈入现代有机农业门槛,或优化有机农业认证机制以使小农传统有机农业被大市场所承认、信任,方能有助于乡村尤其是山地民族地区乡村的振兴。     

滦河流域民族聚居区生态贫困的脱贫路径

滦河流域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其中的七个国家级贫困县既是满、蒙传统游牧民族聚居区，又属典型的生态贫困区。滦河流域是以山地为主的河源区，为京津唐等城市的水源区，其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占较大比例，生产方式依然较为粗放。而历史上由于清代陪都建设、近代人口迁徙、殖民化经济、水环境问题与流域牧业退化，加上“PPE怪圈”与复合型贫困的加剧，对该地区生态造成较大破坏。对此，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并结合学理分析结果，建议适度恢复河运可以使河运与优秀传统生态文明意识的重塑、“自下而上”的反贫困内力的培育、京津绿色生态腹地构建结合起来，从而从根源上实现绿色治贫。     

拨亮一盏灯 照亮一大片——湘西自治州农村山地开发大户调查

<正> 民族地区山地开发的路子究竟如何走?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对80多个农村开发大户在山地开发中的作用,进行了专题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前段湘西自治州大规模山地开发浪潮中,涌现出一大批不太引人注目,但却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开发大户。他们的存在和发展,     

老挝北部山区阿卡人移居坝区历程的人类学考察

在国家化进程中往往会出现文化的碰撞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20世纪90年代,老挝琅南塔省勐新县政府推行的旨在加强国家对山地民族的管理、并试图以坝区“文明”规训山区“野蛮”的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随山地民族拒绝下山而宣告失败.随后,政府开展山区的禁毒工作,推动坝区的“替代种植”产业和打工市场的发展.这才使丧失经济来源的山地民族阿卡人下山寻找新出路.移居坝区的阿卡人在不断寻求经济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在主动进行文化调适以融入“文明”进程,并力图在国家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权益.     

东南亚国家的山地民族问题

东南亚国家的山地民族问题刘稚在东南亚半岛地区的缅甸、老挝、越南和泰国的广大山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一般统称之为山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南亚山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长期保持着刀耕火种、游耕游居、种植罂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政治上与所...     

山地民族发展滞后的文化透视

<正> 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互为影响,互为因果。山地民族的封闭型文化是山地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阻力。不考虑这种文化特点所采取的纯经济手段是消极的。加快山地民族的发展既要重视对其传统文化的选择,更要重视新文化的移植,但最重要的又在于培养能使新文化成活的土壤,否则只能产生消极的文化变异。山地民族发展的本质就是实现其文化的更新。一、“热风”过后的反思人们还应当记得,八十年代的中国曾在学术领域刮起过一阵文化热风,人们称之为“文     

城步丘岗山地开发现状与对策

<正> 城步苗族自治县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全县农业人口人平山地15.4庙,是人平耕地0.92亩的17倍。由此可见,城步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出路在山、希望在山。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把全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山地开发上来,提出“一亩耕地保吃饭,十五亩山地奔小康”的战斗口号。特别是1994年     

山地民族的农耕模式与生态适应——基于对怒江峡谷秋那桶村的田野研究

混合农耕现已取代刀耕火种成为西南山地民族的主要农耕模式,通过对怒江峡谷中农耕模式的研究发现,以粮养畜、以粪肥田的混合农耕模式与当地的山地环境非常适应;这种模式不仅有效地维持着当地农业的生态平衡,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地村民的自给自足;秋那桶村的混合农耕为山地民族的生计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     

山地民族的家庭经营与家庭经济

家庭是山地民族微观经济运行的最重要主体。研究和探讨山地民族的家庭经营与家庭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山地民族的家庭经营已从自给型转变为自给为主型居主导地位，但家庭经济运行仍是非社会化———内循环式的，市场导向作用有限。推进山地民族家庭经济的市场化，基础是解决温饱问题，关键是农业产业化     

永州:酿成美味舌生香

走进湘南永州的瑶族聚居区,你不仅会被这里迷人的生态山水风光和奇特的民俗风情所陶醉,而且还会被这里丰富多彩的瑶族美食所吸引。瑶族是一个山地民族,常年生活与山林相伴,其饮食自然以"土"见奇。日常饭食多以稻米为主,兼食山地自产的玉米、红薯、芋头、高粱等杂粮;蔬菜多为自产的四季时鲜瓜菜,兼以采自山野的竹笋、野菌、蕨菜等为食;肉菜来源一般为自家饲养的生猪和鸡、鸭,也从溪河里捕获鱼虾、山林中猎获野猪竹鼠等野味以饱口福,或腊熏成干品待客应急。这些来自山野的馈赠,形成了一系列的"山珍海味",往往是一桌吸引眼球和舌尖的风味大餐,其中尤以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江华酿菜和江永香食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的瞩目和流连。     

浅谈近代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

瑶族作为我国南方一个以刀耕火种而闻名的山地民族,历史上历经磨难、几经迁徙,最终在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海南等省区定居下来；基于不同地区的政治生态,他们架构了别具瑶族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诸如瑶老制、石牌制、油锅制、密诺制以及村老制等,作为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务的组织平台.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瑶族政治统治的强化,相继在瑶族地区设立了若干层级的统治机构.即便如此,瑶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仍程度不同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土家族舞蹈之神灵崇拜

土家族神灵崇拜与其独有的地理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土家族自称“毕兹卡”，主要分布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交界山区中，较为集中地聚居于山水之间的平坝上。这里江水萦绕、山路崎岖、绿树茂盛、依山傍水，是典型的山地环境。所属山地民族，较早从事山地耕作，而后开始进行梯田式稻作，以耕作、捕鱼、狩猎为主。     

山地民族教育与本土知识传承——以古苗寨平鳌为中心的考察研究

民族教育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途径,本文尝试通过对贵州省一个山地民族古村寨教育及文化传承的调查研究,见微知著,以期对现代背景下我国山地少数民族教育及本土知识传承问题进行探索。     

越南南方山地孟高棉人的民族成分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越族(5000万人)以外,在它的领土上还居住着其他一些民族(620万人),其中包括山地孟高棉人(54.55万人)。平原高棉人的民族成分已有许多著作论及。相对而言,对山地孟高棉人则研究得较少。对这些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1975年,然而迄今尚无有关山地孟高棉人民族成分的详尽资料。美国控制越南南方时期(1975年以前)所得的资料又很不完整,而且有时互相矛盾。同时,对山地孟高棉人、包括对其成分     

新几内亚的高地人

五个部族我们在中央高地所接触的摩尼族、西部达尼族等新几内亚高地人,在民族学上称之为山地巴布亚人。这个脊梁山脉的走向,就象是恐龙状的新几内亚岛的脊椎一样。沿着脊梁山脉,在东自新几内亚的普拉利河上游,西迄西伊里安的维兹色尔湖,东西1,500公里的山地上居住着的人们,就是山地巴布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