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边界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多民族国家中,族群与族群之间不乏“边界”符号。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目前较少从族群边界理论的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通过引入族群边界的多级过程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强调族群间不存在永恒的边界,正视族群边界将更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划分为“外边界与内边界”,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边界需要合理运用“制度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网络”等因素,以期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制度、组织、文化和历史”的四重在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需要维持其“政治显著性、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和历史稳定性”,各民族采取多样的互动策略可加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相对流动。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边界的特征及互动策略,形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     

论生态环境置换与族群认同的变迁——以湘西地区的瓦乡人为例

族群是在跨文化的边界中相互交融、相互对话而产生的群体。由于生态环境的置换,族群认同的核心内容语言、信仰、生计方式随之发生变化。湘西地区的瓦乡人长期在苗族与汉族之间的崇山峻岭与溪流水域中迁徙,其语言表现为佶曲聱牙的非苗非汉的混合语言,其生计方式也由农耕方式发展到捕鱼、淘金、运输等多业并举,最能体现其族群认同的宗教信仰盘瓠崇拜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呈现出儒释道多神混合的形态。湘西地区的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论证了在跨文化的互动与对话中生态环境的置换是族群认同变迁的主要因素。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有关族群和族群性的概念多种多样。族群与民族均来源于西方,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在对族群的研究中,族群认同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内容,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的理论、人文 生态理论、权力和分层理论及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     

边界缓冲区:催生新族群的温床

当由原初自然生态环境所营造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在漫长的历史场域中,因族群势力的时强时弱就会在边界之间形成你来我往的边界缓冲区.无数历史实践证明,边界缓冲区往往是催生新族群的温床.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及其当代启示

二百多年来,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构成从族群隔离状态一直向着族群混居的方向变迁.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政策下,乌鲁木齐最终形成了民族混居的居住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商品房制度的发展,流动人口形成了散居型和聚居型模式,给乌鲁木齐社会空间格局带来新的变化.     

Jamaat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调查为个案

Jamaat在城市社会中是一种独特的族群社区,是回族穆斯林族群存在的方式,并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标识它的社缘边界。同时,城市社会的大变迁又推动着Jamaat的地缘结构由聚居型社区转向散居型并由此产生诸多文化影响。     

Jamaat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续)——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调查为个案

Jamaat在城市社会中是一种独特的族群社区 ,是回族穆斯林族群存在的方式 ,并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标识它的社缘边界。同时 ,城市社会的大变迁又推动着Jamaat的地缘结构由聚居型社区转向散居型并由此产生诸多文化影响。     

现代性视阈下的族群再理解——基于理论与田野的思考

族群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以挪威人类学家巴特为代表的“边界论”对族群研究的理论范式有着深刻影响。“边界论”指出,族群不是一种本质化的现象,而是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与社会过程中理解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的生成过程。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个体能动性的增强,族群认同会在个体人生历程中不断生成,也具有更加多变的特征。由此,在讨论族群问题时,我们需要区分族群的政治维度与社会维度,前者是当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范畴,是相对固定的,后者则呈现自发性、流变性的特点。营造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可以降低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论族群内部的异质性:以广西大瑶山为例

以广西大瑶山为例,运用定量方法对各个族群内部的异质性进行测量,以使人们能够大致地把握这些族群内部在某些客观特征方面的分化程度.分析族群内部异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族群认同、族群边界的变迁.     

文化变迁下族群认同的多重表述——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为例

本文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为例,分析了在文化变迁过程中由于文化要素的变化,族群边界变得模糊,族群认同也呈现出多重表述的现象.     

人类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变迁——以云南省文山苗族为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山苗族的饮食文化无论是在主食、副食、饮品等食材结构,或是饮食器具、食物加工方法等方面,不管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这变迁并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自然生态类型、社会经济因素、多元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除却看得见的变迁,隐藏在其后的则是关于饮食文化中性别角色、族群记忆与边界、饮食安全与健康等的思考.     

中间群体、边民与他者——贵州穿青人的族群形成和认同

穿青人是包含有多种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属于华夏边缘的中间群体,形成了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由于忽略了地方文化的复杂性,穿青人被官方识别为汉族的一支,导致族群的外部分类和内部认同呈现出较大的张力.族群关系紧张的内部原因和边疆国家化的外部动力,使穿青人的族群认同逐步提升为民族观念.穿青人少数民族化的诉求,是边缘族群逆转边缘地位的选择.本文从族群形成的概念出发,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梳理穿青人从中间群体、边民到他者的形象变迁,表明在边疆国家化背景下,地方族群如何展开实践,维持自己的社会文化疆域.     

族群依赖与冲突的共生模式——客家族群生存策略研究系列之三

宗族是广东客家应付环境的第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这个形式没有完结 ,村落是第二种有效组织形式 ;族群认同的实质为族群边界 ,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意识 (对客家人的起源、习俗、信仰的相同看法 )、共同的体质特征使客家人不容易丧失自己的文化边界 ;客家与其他族群、客家族群内部既有冲突 ,也有融合。冲突具有双重功能 ,它使客家人清晰地认识到己方与他方的族群边界 ,展现出客家的生存能力 ,融合则使他们以模糊族群边界的代价吸收外族群的先进文化发展了自己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

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以撒拉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其文化再生产和族群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集体记忆分为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本文主要研究撒拉族的历史记忆,探讨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借助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维持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的现象.     

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轨迹及其影响

族群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有效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将是关乎国家团结统一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随着族群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族群的认同总是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波动性变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和认同的自我调整,这种情况在移民国家更为明显。在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氛围高涨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互动轨迹、影响因素及配合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解析双重认同存在的根源,以为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族群认同的认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借鉴。     

彝族社会中"尔普"形式的变迁

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尔普”(份子钱 )是一种礼物交换形式。对“尔普”的研究和分析 ,可有助于人们理解凉山彝族社会。“尔普”本来是维系彝族传统社会宗族内部亲属组织的纽带 ,由于文化变迁的原因 ,后来发展出了跨宗族的“尔普”新形式 ,又由于族群互动的原因 ,还产生了跨越族群的“尔普”形式。“尔普”形式的变迁是族群互动下的一种文化变迁形式 ,其动力来源于彝、汉两族的互动关系。彝族社会中“尔普”的变迁形式是人类学关于族群互动下的文化变迁理论的鲜活事例。     

广西融水苗人族源探析——兼论族群主观认同、族属客观标示与族群认同变迁

有学者认为,由于“族群”是由血统、遗传决定的,不能自由地选择,而"文化"是可以选择与改变的,因而,族群的自我认同与族属的客观标示之间往往存在着某些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本文试图以苗人居住相对集中的广西融水县红水乡为例,讨论虽然人们在认同现有族属的同时,也在追溯其久远历史记忆中祖先的渊源。但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下,族群认同感往往是随着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边界往往具有可变性,而不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因此,族群主观认同与客观标示是可以兼容并包的。     

中越边境布傣天琴文化变迁:喻天、娱人与族群标识

文章以中越边境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池屯等地的田野资料为例证,描述了布傣人的天琴文化由喻天到娱人,再到族群标识的变迁历程,并就族群标识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某种实物或符号成为族群标识后,不仅能够进一步明晰族群边界,而且因其可展演性及随之而来的利益,还可能导致对族群标识的掠夺或垄断,引发族群内外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影响民族文化的共同享有性.     

空间、记忆与“他者”:苏南回民村族群认同的建构

文章通过对苏南回民村建筑的变迁与回汉族群边界演变的动态分析,明确了在民族融合的语境下,数百年前的族群特征渐次消失后被重新恢复重构为象征资本,用以招徕游客发展当地经济的情况。这种"自我的他者化"的实践拉近了该村落与国家权力的结构距离,从而博得了一系列的关注与支持。鉴于此,本文一方面从资源竞争理论的视角来揭示国家配给发展性资源的倾向与格局,另一方面就地方刻意强调自己的历史传统、族群性特征、地域文化等社会因素而进行的振兴运动加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