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徵璧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元代文人身份焦虑论

文章选取"身份焦虑"这种生命体验形式作为切入口来探究元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并联系特定的时代背景及其文学作品来阐释他们对"诗意的栖居"的追求,进而指出他们的创作形成原因.这对深入了解元代思想、精神与文学的变迁大有裨益.     

论元代两大文人集团

元代文人集团，突出的是诗社和书会。这两大文人集团都是元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土壤培育的产物。但二者在组织形式、成员构成、性质功用、价值取向和创作成就上均大不相同。诗社成员面对时代巨变，总体上持自我封闭、消极退避的心态，始终未能超越传统价值观念的樊篱，未能迈出文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因而在创作上多是模拟前人，成就不大。书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多元化的特点，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交汇点上，能从僵化封闭的传统价值体系所构建的狭小精神空间中解放出来，在与下层人民的结合中，共同创造了元杂剧的灿烂辉煌     

论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及其文化底蕴

元代文人在面临仕进绝途的人生失落中丧失了对皇权仰仗与依附的信念 ,感受到摆脱传统思想控制与约束的轻松 ,激发起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反省和对生命价值的沉思 ,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功名利禄的虚幻和生命本体的珍贵 ,在元曲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冷峻的否定意识和执著的恋生意识。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态和艺术批判精神 ,既体现了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 ,也涵藏着他们对全真道教义和老庄哲学的欣赏与接纳、体验与解读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论元代文人篆刻崛起的文化背景

蒙元贵族对印章的大量需求、异族文化情趣对汉族文人的影响等因素相互作用 ,促进了元代文人对印章制度的探讨 ,促进了印文内容和用印方式的变化 ,促进了印章材料的多样化择取 ,并最终促成了以朱、王冕为代表的文人篆刻艺术的崛起     

论庄子的游世思想

游世思想是贯穿《庄子》三十三篇的一个基本主题。自郭象注以后,古人理解庄子,较为重视游世思想中的内心自在;现代学者解释庄子,又倾向于重视“逍遥游”中的精神自由。游世思想的冷嘲和敌意,一向不被重视。其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重视的问题。游世思想的关键在于游戏的彻底化。这种游戏彻底化已经不再有游戏本来的轻松,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坚守一种不肯软化的冷漠,不肯在任何意义上与存在和解     

在"夹缝"中自我挣扎--从元代文人精神价值的裂变看元曲隐逸意识

元代是一个夹缝时代,文化价值的丧失与终极意义的失落,使沦为弱势群体的元代文人的精神发生了转向,充满了生存与文化的焦虑,他们在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中痛苦挣扎,最终走向市井与田园,追求他们生命安顿的居所.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元代散曲漂泊意识的文化阐释

元代文人存在着浓重的漂泊意识 ,这是一种由农业文化的后顾性与游牧文化的前瞻性共同构建起来的漂泊 ,形成了元曲特有的游子形象。也正因为这种漂泊意识 ,悲剧感就成为其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论宗教意识缺失对中国传统失意文人的影响

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此宗教的存在就变成了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异化象征。以政治型、伦理型、宗法型、世俗型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明显缺少超越性。这种理性的文化特征和宗教意识的缺失,对古代失意文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论汉代作者批评中文人意识的强化

汉代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向作者批评的转型期 ,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王逸等作者批评中已萌发鲜明的文人意识 ,表现在作者传记批评、作者自传批评、屈原论争和作者专论中 ,突出了文学作者的人文精神 ,强化了作者个性、独创性、自主性 ,弘扬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精神 ,凸现了作者的文化身份和地位 ,使文学作者的独立性伴随着文学的独立性而确立。汉代作者批评中的文人意识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试论南朝文人的家族意识和乡土情结

通过对南朝文学作品的梳理,会发现在战乱频繁的南朝社会里,文人们除了以文学来关注社会、关注自我外,由于血缘关系,他们还常常以文学来关注自我家族,表现出强烈的家族意识和乡土情结。     

从元代历史剧看元代文人的二难情结

在元代,由于蒙古贵族的入侵,中原文明遭受践踏,造成了文人地位的历史性失落:政治上失却晋升之路,经济上毫无生活保障,同时还承受着残酷的民族与阶级压迫的双重灾难.仕与隐、进与退的二难情结成为元代文人普遍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在元代的历史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元代文人用历史人物来淘写自我情怀,使作品处处烙印着作家自身的复杂心理特征.     

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方式论略

经过唐宋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杂剧到了元代进入她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元代文人的大规模介入,与杂剧结缘,使杂剧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向戏剧状态的过度,并达到了创作的颠峰。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组建杂剧创作组织———书会,在彼此交流切磋中提高剧本质量;第二,文人与杂剧女演员结成互爱知己,在患难扶持中彼此鼓励,促进了杂剧艺术的繁荣;第三,文人有时粉墨登场,直接接受观众的欣赏情绪和审美愿望,获得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元代文人中,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第四,元代文人凭借杂剧解决口腹之馁、肌肤之寒,杂剧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文人与杂剧结缘是杂剧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元代士妓恋爱剧中伦理意识的文化蕴涵

由于元代文人文化观念和现实处境的变化,使得元代士妓恋爱剧中所反映的伦理意识具有了新的文化蕴涵,但无论是对真情的呼唤,还是对理想化的婚姻追求,本质上都反映出作者对及时婚姻的强烈愿望和对婚姻伦理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