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统考与构建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培养模式

一体化培养模式是现代法律职业者培养的基本模式。我国原有的法律职业者培养模式存在诸多不足 ,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克服原有法律职业者培养模式的弊端 ,推进我国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建立 ,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法治思维的承载主体与实现路径分析

法治思维的承载主体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党政干部、法律职业者和普通民众。这些主体在实现法治思维方面各自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畸形的政绩观扭曲了党政干部的法治思维,对实质法治观的盲从消解了法律职业者的法治思维,法律信任的缺失和体制外维权的盛行也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法治思维的形成,为此需要建立健全以法治评价体系为主导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以形式法治的思维主导法律职业者的法律适用行为,重建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畅通其维权渠道,以促进法治思维的真正实现。     

法律职业准入制度之比较分析

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必先造就一支能够支撑中国法治发展的法律职业者队伍,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由此占据了我国法治国家建构的核心与基础地位。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德、法、日、英、美)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比较分析,在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构与完善的几点构想。     

在法治发展新阶段振兴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研究视角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将更多地转移到有法必依或者说法律实施上。法律职业者是法律实施的中坚力量,法律职业伦理对于职业者素养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法治发展新阶段热切呼唤法律职业伦理的振兴和法治信仰的确立。在制度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法律职业伦理滞后导致的司法渎职和腐败问题已成为法律实施的严重障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振兴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理论基础—制度规范—体制设计—机制运行"四位一体的研究架构和实践任务。     

西方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探微

什么是贵族?有人会将出身、财富及封号等都作为构成一个贵族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比如国王、诸侯和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等。而这群在西方名叫法律职业者[1]的贵族,他们并不必然具有高贵的血统,他们之所以被人们尊崇,是因为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掌握了用法律来治国的新的统治术。时至今日,贵族制度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已绝迹,唯独法律人还保留了穿长袍、带假发的古老贵族文化遗迹。本文试着分析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产生的社会土壤和内在因素,以求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从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中获得某些启示。     

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模式培养的反思

在目前我国法学界有关法律思维模式培养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甚至在正规法学教材中也很难找到法律思维模式培养的内容。但是在法治背景下研究法律思维意义重大,其不仅是法律职业者对自身工作方法的反思,更是凸显法治自身张力的积极尝试。     

法治视域中的教育理念研究——教育之于规则的遵守与形成

社会是由规则构成的,法治社会亦不例外。在法治社会的规则构成结构中,法律规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法律规则至上的社会。法治社会法律规则的至上性,使得教育的形式理念表现为法律规则的普遍遵守。法治社会法律规则的公正性,使得教育的实质理念表现为法律规则的形成。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论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与法治社会

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人始终是法治社会的主体,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法律信仰,法治社会才能建成。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会严重影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其中社会民众、法律职业的法律信仰尤为重要。通过加强人们权利保护机制提高权利意识、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和守法精神、提高司法权威等突显社会主体在法治社会的重要地位。     

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因而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在法律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我国法治化道路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积极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和谐社会与传统法律文化教育——兼及中国法制史教学之思考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以“修身”、“和”等为特征的社会治理思路,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无裨益。然而,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观念上的和实践中的种种误区,使得传统法律文化的真正价值难以得到实现。从传统法律文化教育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入手,分析传统法律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寻求传统法律文化教育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以期传统法律文化能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中国区际诉讼竞合的法律规制

在阐述中国区际诉讼竞合概念的基础上,以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多起涉港、澳、台案件出现的诉讼竞合问题为例,对中国区际诉讼竞合的产生原因及其对司法和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结合近年来国际社会为规制国际诉讼竞合问题进行的法律实践和中国"一国四域"的法律现状,阐述了关于规制中国区际诉讼竞合问题的法律思考.     

水库移民社会管理中的“法场域”研究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引发了大量的水库非自愿移民,由于大量的土地、房屋等实物被淹占,只能进行搬迁安置。然而,在搬迁安置过程中,移民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急需把“法治保障”纳入到水库移民社会管理场域中,对这一法场域的研究对维护水库移民权益、构建和谐水利事业社会秩序以及实现水利事业的科学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水库移民社会管理中的法场域主要包括水库移民政法制度建设、水库移民利益补偿与扶持、水库移民纠纷与诉讼等内容。     

强化诉讼监督对社会管理的督促和保障功能

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它的有效落实既能监督、制约公权力,又能保障、实现公民权利,进而发挥对社会管理的督促和保障功能。但由于检察机关及诉讼监督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外部法治环境和传统人文环境所造成的障碍,导致了诉讼监督的督促和保障效果不尽人意。在社会管理面临复杂挑战的今天,使强化诉讼监督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要是充分发挥其督促和保障功能的必由之路。     

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清朝末年,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了大规模的法制改革,它是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虽然清末法制改革是清政府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中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应对措施,但其客观上却促使了中国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社会史视野下的清代“抱告”制度研究

“抱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诉讼制度,属于法律制度的范畴。同时它又是诉讼过程中诉讼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建基于法律诉讼基础上的关系性内容。在历史学本位意识之下,“抱告”实则又是法律实践、人际关系、社会变迁乃至社会结构转变的内容,是社会史对清代乡村秩序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     

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司法救济探微--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关注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对于实现社会正义、促进法治化进程、深化司法改革和增强我国国际竞争能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民事诉讼的视角看,欲为弱势群体提供接近司法、接近正义的机会,必须改革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合理选择扩散性利益保护路径以及系统构建解纷机制体系。     

法律关系内涵的生态化思考

“主、客二分”范式中的传统法律关系可以采“主体、行为二要素说”。“主客一体”范式中的生态法律关系既注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注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生态关系,可采“生态三要素说”,即主体、客体（物）、行为。传统法律关系是在法的调整起因和机制层面上思考问题的结果。生态法律关系是在法的调整作用和功能层面上思考问题的结果。由于思考问题的层面不同,两者并不矛盾。生态法律关系是传统法律关系的发展和补充,两者可以和谐共存。     

法律进化论视角下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研究

以法律进化论为视角,以美国学者帕卡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为研究背景,运用价值分析法,在立足传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刑事诉讼模式重构可能存在的误区,并建议以本土法制资源和环境的改善为出发点,在强调制度整体性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     

法文化视角下仪式的价值探微

从古到今,仪式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诉讼裁判等基本人类活动中,仪式都贯穿其中。通常仪式被定义为一种人类学现象,但笔者考察认为,仪式还具有一定的法文化价值。即：仪式具有社会控制的性质和能力;仪式能够解决一定的社会纠纷;社会等级及地位尊卑同时依靠仪式来加以规定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