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权利体系的应然与实然——兼评《物权法》关于城市土地权利体系立法的成功与不足

构建合理的城市土地权利体系,有利于充分利用城市土地,防止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土地上设定的用益物权主要有地上权、地役权、人役权、典权等。我们国家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构建我国的城市土地权利体系。     

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宅基地使用权是我国《物权法》专章规定的一项用益物权.传统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因其体现国家对农民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之政策导向,与农民集体成员的属性紧密相关,取得主体具有身份性特征,客体也只存在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之上具有特定性,使用上的无偿性和不确定期限性等特殊性更使其处分权能设计存在诸多限制.然而,从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本质属性、福利功能实现方式多元化之必要性、社会发展对传统效率与公平的挑战以及城乡差别发展趋向诸角度分析,建立高效开放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实属必要.应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用途管制、二级流转监控等方面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调整机制,把握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适度性和合理性.     

用益物权概念之研究

《物权法》第117条对用益物权的界定难以揭示各种用益物权形态之共性及本质。用益物权,是指以支配他人之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物权。用益物权的客体为他人之物,其中的他人,原则上为对物享有所有权的人,也可以是对物享有用益物权的人;他人之物,主要为不动产和不动产权利,也包括自然资源,但不能是动产。用益物权的内容,为对物使用价值的支配,可以具体化为占有、使用、收益权能。但并非各种用益物权的内容均包括上述三项权能,而可能只有一项或几项权能。用益物权人不能对标的物进行事实上的处分,但独立性用益物权还应当包括权利处分的权能。     

论我国检察权的源流和性质

检察权的性质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理论问题。我国当代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它脱胎于我国古代御史制度,吸收了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部分传统,在借鉴和采纳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以及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探索和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经过转换和改造后的我国检察制度是一项独具特色的国家制度,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4项国家权力,其性质是当然的法律监督权。     

论美国法上的役权——以《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为中心

役权是传统大陆法系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英美财产法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学界对英美财产法上的役权制度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因此亟须进行深入研究。在美国,作为私益限制的役权变得越来越重要,主要分为三类,即地役权、不动产契据权和衡平地役权。《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就是英美财产法上役权制度的集中规定和体现。《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对传统役权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简化和明晰化,其规定体现了役权的发展趋势。相关的具体制度设计对我国不无借鉴意义。     

能动司法背景下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当前提倡能动司法的背景下,该制度对于能动司法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能动司法在客观上要求加强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同时,释明权制度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英美法遗产信托制度研究——兼论我国遗产继承制度的完善

信托制度是英美法为世界法律体系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它发源于十六世纪的土地用益制度,以规避嫡长子继承制度、实现土地的自由处分为目的。因此,最原始意义上的信托制度实际上是遗产信托。现今,美国的遗产信托因为能够有效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确保企业的传承和发展而较之遗嘱继承制度有其卓越的制度优势。我国三十余年经济改革的最显著成果是一批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当企业的第一代创始人进入花甲之年时,传承企业便成为关乎家族事业乃至国家事业的大问题。借鉴美国的遗产信托制度,合理架构继承法与信托法、合理衔接遗产信托制度与遗嘱执行人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加拿大的法制传统

试论加拿大的法制传统●刘艺工杨士虎加拿大是北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实行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在加拿大的十个省中，有九个省的法律制度起源于英国普通法，属于英美法系或普通法系；唯有魁北克一省的私法起源于法国法，属于欧洲大陆法系。加拿大法...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若干问题思考

本文通过运用法学理论对现有的土地使用权概念进行剖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仅仅限于使用权,而是地上权,属于他物权的一种。现有的土地使用权概念不尽合理,宜用土地经营权取代。同时文章对全国一些地方的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条例和办法作了一些比较,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有关法规,对内对外有条件地逐步实行有偿出让和转让土地使用制度等建议。     

论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起源及形成(1868—1938年)

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日本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然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它却后来居上,较早地发展并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出现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何在?这一经济制度又是如何发展确立起来的?研究它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属性,显然是大有裨益的。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萌芽——国家自由资本主义(1868—1905年)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两者紧密结合的产物,因此它     

"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面临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立法无明确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文章对其中的"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条文进行了设计,并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制不统一国家"的内涵、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和论证.     

宋代“田制不立”新探

作为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概念体系,"田制不立"说由中唐"均田制"崩溃说延续而来,意即到宋代不复存在土地制度.但是,<宋史>所云"田制不立"的原文在<宋会要>中全文收录,系宋<国史>作者概括上奏者的奏文而提出.在宋人的理解当中,"田制"就是"限田",并没有作为"制度"的特殊含义,也没有暗含将其与前代的"均田制"作对比的隐前提.从学术逻辑体系及史料考订等方面综合分析,"田制不立"印"限田"不立,是关于"均役"的行政事务举措,不是在制度层面作为一种能与"均田制"(假设存在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的制度.     

不同利益主体对乡镇企业用地的影响分析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行的乡镇企业用地制度滞后于改制后的乡镇企业用地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对乡镇企业用地价值取向的异质性,驱动了乡镇企业用地问题的凸显。不同利益主体价值取向的异质性和冲突是由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不健全、土地管理法规不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不合理等综合因素造成。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论陆海复合型国家发展海权的两难困境——欧洲经验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启示

海权论认为,世界大国持续繁荣与安全的关键在于对海洋的掌控,而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濒海国家发展海权将不得不面对其地缘政治条件的缺陷带来的诸多两难困境。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与海上力量相对不足的不平衡状态,对发展海权的需求增大。中国要发展的海权是基于国家主权与国际海洋法基础上的合法海权,而不是近代西方列强追求的全球性霸权海权。陆海复合型国家面对的同时发展海权与陆权的两难困境．为中国的海权发展带来启示。     

清代土地买卖中的“除留”习惯——以陕西紫阳契约与诉讼为例

“除留”是广泛存在于陕南土地交易中的一种习惯。在契约中对土地上的各项财产进行详细说明,有利于加强交易的确定性,减少纠纷的发生。而坟地的除留更具有典型意义,按照物权法的观点,其性质当为地役权的特殊形式。坟禁地役权可以通过契约附带设定、专门买卖或赠送以及官方裁决间接获得三种途径。其取消亦有相应的形式。清朝法律对坟禁有保护性的规定,而土地契约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尽管“除留坟禁”的习惯已较为成熟,但是由于宗族势力的干涉、地方官员的判案、户籍制度的管理以及土著客民间的矛盾等都会影响到该习惯的施行、发展、完善,故而仍然难以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坟山告争”。     

试论合伙制度

合伙制度并没有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而消亡而是行之有效的一种经营方式。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对此给与不同程度的确认。我国现行合伙制度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明确规定 :应确立合伙企业作为法律主体的地位 ;应允许法人和个人组成合伙 ;应规定合伙企业破产时 ,债务偿还顺序     

Governing Nature: The Re‐Regulation of Resources,Land‐Use Planning,and Nature Conservation*

The ongoing neoliberalization of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es is contributing to quit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ays resources, land uses, and nature are managed. Consider in this regar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tate ¹ 1Hereafter the term “state” refers to a national or federal government as distinct from, e.g., “State of New Jersey”. with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For a good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state intervention in land‐use planning,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was motivated primarily by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including a desire to ensure the territorial‐economic integrity of the nation state. Although there is always variation within countries resulting from such factors as the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variety of arrangements for allocating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territorial units of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 nature, there was nonetheless a discernible trend toward the nationalization (Europe) or federalization (United States) of resource management, land‐use planning,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At the very least, in most countries the state played a strong coordinating, regulatory, and financial role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nature within its territory.     

再论在西安成立"亚欧大陆桥地区经济贸易与合作组织"的问题

新亚欧大陆桥自 1990年贯通至今 ,一直被“通而不畅”的现状所困绕 ,为了切实发挥它的效用 ,如果以“新亚欧大陆桥”为依托和载体 ;成立由沿桥国家、地区、城市参与组成的“亚欧大陆桥地区经贸合作组织” ,并将其秘书处设在西安 ,必将充分发挥该交通通讯枢纽的综合效用 ,加快西安经济发展 ,提升西安的国际竞争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