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试论动词作动词的状语

现代汉语动词作动词的状语,语法学家作过不少的研究。动词是否可以作别的动词的状语,认识不很一致。有的认为能作状语的动词很少,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说:“动词中除助动词外,其他动词很少做状语”(下册,第343页);《汉语知识》也认为要:“动词有时候也可以作别的动词的状语,如‘他微笑地看着’”(第174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有的认为个别的动词必须带“地”才能作状语,华宏仪的《实用汉语语法》指     

词义拾零

一、翳桑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杜预解“翳桑”为“桑之多荫翳者。”新编《辞源》(2512页)和徐中舒的《左传选》(116页)主此说。清代的江永、王引之认为翳桑是地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29页)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661页)主此说。今人陈其猷则认为“翳桑谓枯死之桑也。”(《吕氏春秋校释》897页)我赞同陈先生的解说,理由如下。     

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吗?

<正> 三大发现,即十九世纪30—40年代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50年代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历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当有文章指出达尔文阐述进化论的著作《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这一事实后,有的教科书仍认为“这三大科学发现中的前两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的自然科学前提”。我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包括三大发现在内的自然科学成果之间的关系问题,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加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首先,我们必须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年代界限。现在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在1845—1848年之间。马克思说:“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引者注)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恩选集》第2卷第83-84页)。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因此,我们     

“象”字句单复句的界限

“象”这个动词,在汉语动词中是很活跃的。由“象”充当谓语的单句和复句,都是常见的。例如: (1)云海上的太阳,象一团火球。(《长城》81年1期184页) (2)[巨石累累,形态各异。]有的象凶猛的老虎,有的象威严的雄狮,有的象扬鬓撒蹄的烈马,有的象膘肥腰圆的黄牛,还有的象鸽子和山鹰。(《散文》81年1期28页) 例(1)是单句,例(2)是复句。这是不难区分的。本文要讨论的不是这类单复句的界     

《文心雕龙》章法论

章法论是关于文章结构的理论,属于文章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古代文章学专著,书中虽然没有提出“章法”的概念,但他关于文章结构的理论却明显地存在着。可惜,章法论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和评价。郭晋稀说:“《熔裁》是探讨熔意和裁辞的。”(见《文心雕龙注译》408页)詹瑛把《章句》列入“修辞学”。(见《刘勰与(文心雕龙>》76页)牟世金认为:“《附会》近于所谓篇章结构问题。”(见《文心雕龙译注》88页)周振甫宽泛地说:“《附会》     

论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关系的历史规律

<正> 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的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提出的“不平衡”是普遍规律。有的认为“不平衡”不是普遍规律,而是特殊规律。认为“不平衡”是特殊规律的又有两说:一说“不平衡”是阶级社会的特殊规律,一说“不平衡”是剥削阶级社会的特殊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过时。有的认为“不平衡”根本就不是一个规律,而只是一种“现象”,或一种“关系”。后来,又有人持折衷看法,说“既平衡而又不平衡”是规律。我以为,这些意见都难以反映人类社会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关系的     

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智慧——解析《老子》

对于《老子》,学术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老子》就是一部哲学书;有的认为《老子》是治世的书,是君人南面之术;有的认为《老子》是言兵事、言诡计的书。以上看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整个一部《老子》,一言以蔽之,言“道”与“德”。道为“本”,德为“用”。“道”就是永远具有“虚”、“无”性,故恒、常;“德”就是循“道”(循着道的法则)而发“用”。道的法则就是自然、无为,故老子追求自然与无为。     

谈《木兰诗》

《木兰诗》是我国北朝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但是,它和《孔雀东南飞》一样,也有一个产生的时代问题为历代学者所争议:有的主魏、晋,有的主齐、梁,有的主隋唐;有的主名曹植(宋人魏泰云:“世传为曹子建作”,见《临汉隐居诗话》)有的主名韦元甫(宋人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说:“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于民间”。);     

诗情的回忆——《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是一种富于抒情性的文体,它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应该抒情,也便于抒情,是散文在艺术上的长     

袁枚的生活、思想与创作

在清乾隆时代,袁枚(1716—1798)是一位“一编早定千秋业,片语能生四海春”(《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席佩兰见赠诗,下简称《诗话》)、享有五十年盛名的文坛领袖人物。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有的研究者特别注意他生平的某些表象,认为:袁枚是一位风流才子,优游林泉,“过了五十多年的清狂自在的享乐生活”。其生活、思想、创作,流于“庸俗、浮滑”。(参见米治国等《元明清诗文选》第118页、《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袁枚》)有的则更具体指出:“根本缺点在于缺乏社会现实内容”,“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一种剔透玲珑的‘盛世’点缀”(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册)。因此,应该进一步对袁枚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其人生道路、生活爱好、理论开拓与诗文创新等方面,提出初步探索的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也谈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标志

洪远朋同志在《<资本论>札记(两则)》“关于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标志问题”中,列举了《资本论》中有关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三个标志:劳动资料、生产要素结合方式(洪远朋同志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剩余劳动的形式。洪远朋同志认为:“这三者的关系是原因、标志和结果的关系。”“片面强调以哪一种提法为唯一条件和标准来划分经济时期,都是不全面的,应该把三者统一起来考察社会经济时期的划分。”(《复旦学报》1982年第3期第21页)对此,我谈几点不同看法。     

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几点看法

恩格斯曾明确地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指出:“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1页)但是,在我国有的同志对这一规律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客观世界中根本不存在这个规律。本文想对这一问题提几点粗浅看法。     

自然科学内部的矛盾运动

运动是事物自身的运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大段地摘引了黑格尔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论述。黑格尔指出:“……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能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哲学笔记》第145页)列宁认为这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必须揭发、理解、拯救、解脱、清洗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列宁:《哲学笔记》第147页)     

《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评析

1999年4月10日,经过中美双方艰苦的谈判,两国领导人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的签署,美国报纸形容美国各地农民一片“欢呼雀跃”,而中国国内议论却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协议》是“双赢结果”;有的认为《协议》是中国送给美国的“一份大礼”;有的认为《协议》的生效,将对中国的农业产生“雪上加霜”的效应。如何认识已经达成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作者认为：《协议》的达成是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ID谈判的重大突破,为中国在年内加入WTD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为尽快加入WTD,中国在农业谈判中作…     

论康德扬弃本体论的立足点

陈康先生1942年在为所译注的《巴曼尼得斯篇》作的《序》中写道: “万有论[按:今译“本体论”]是西洋上古、中世哲学的中心,其势力直达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前。”又写道: “在《纯粹理性批判》产生以后建设一种万有论至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务1982年版,第5、6页)可见,陈康先生认为,康德摧毁了旧的本体论。关于康德的工作,最好引用他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话来说明:     

杜甫仁政思想管见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杜甫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杜甫是“人民的诗人”(傅庚生著《杜甫诗论》一九五八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351页);另一种看法认为杜甫是地主阶级的诗人。前者认为杜甫热爱人民,“真心为着人民”(《杜甫诗论》18页引自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后者则认为杜甫的同情人民只不过是一种“廉价的同     

秦汉的丞相制度

一、秦丞相制的确立秦朝在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中,一个重大的措施就是在中央政府内确立了丞相制度。虽然秦以前就有辅佐君主的官;但是,丞相这个名称,及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特殊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却是秦朝确立的。先从名称说起。《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相国、丞相,皆秦官。”这就引起了古往今来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汉官仪》);有的又说“始皇始置相国”(《通典》);有的还断定,丞相和相国为两个官名,并且“相国在丞相之上”(《历代职官表》)。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丞相,是正式的官名,而且是从秦国开始,在秦朝确立的;相国,是人们对丞相、也是对其它名称的宰辅(如楚之令尹)的尊称(有如后世之称国老、阁老);相,既     

《凤凰涅槃》的情绪结构

郭沫若强调诗的抒情特性,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诗的本身乃是情绪的潮流”(《诗歌的创作》,《文学》1944年二卷三、四期),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构成为诗的“内在的韵律”(《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页),“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     

关于创造力与智力的关系的测试研究

引 言 创造力与智力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心理学的传统课题,也是当前教育改革迫切要求加以明确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颇不一致。有的认为它们是包涵关系,创造力只是智力的一个构成因素;有的认为它们是同一关系,创造力只是高度发展了智力;还有的认为它们之间“毫无关系”,创造力与智力是两种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