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引《诗》略考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为了注音释义,《说文》一共援引《诗经》例句达380条,其中用以注音者15条,用以释义者365条。用以注音者如:《说文·目部》“(目必),直视也。读若《诗》曰‘泌彼泉水。’”《说文·瞿部》:“矍,佳欲逸走也。读若《诗》云‘矿彼淮夷’之矿。”《毛诗》“泌”作“毖”,“(禾广)”作“憬”。可见,考察《说文》引《诗》注音,不仅可以明白字的读音,还可以了解《诗经》的异文。因这易于理解,故这里略而不论。用以释义者情况则相当复杂。王念孙说:“《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意。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日,及     

“乌浒”新探

“乌浒”是东汉时越人的别名。民族史学界普遍认为,乌浒人与壮族有渊源关系,但对“乌浒”这一名称的语源却是众论纷云。有说源于酋长之名“无余”的,有的说是“骆越”音转的,也有说得名于楚国方言“于菟”的,各持己见,分歧不一。笔者亦就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大家。 历代史籍对“乌浒”一称,有过不同的记载。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五》认为,乌浒人得名于横州之乌浒山。杨孚《异物志》则说:“乌浒,南蛮之别名”。范晔《后汉书·灵帝纪》“玉林乌浒民相率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

<正>东汉统治阶级重尚礼治;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氏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7:“然统康成一生著述而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阶级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文化现象。     

段氏《说文解字注》训诂说略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列为形书之首,治小学者视为根柢之书,学者传习,历代不衰,至清代乾嘉时期,研究《说文》之风更盛,仅专著就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最有权威的著作当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这部倾注了作者半生心力的巨著一经刊行于世,立刻受到专家的推崇,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王念孙说:“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卢文弨说:“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从《说文解字注》的学术价值来看,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仕而优则学”疑为“仕而优则教(■)”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孔子弟子卜商(子夏)说的两句话,见于《论语·子张》篇。对于这两句话,从东汉至今近两千年来有很多人做过很多次的注释。这些注释虽不尽相同,但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根本性质的差别。如东汉马融说“仕而优则学”同于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三国时何晏作《论语集解》,采用了马融的解释。北宋时邢禹作《论语正义》,又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解释为“人之仕官,行己职而优,间有余力,则以学先王之遗文也”。南宋时朱熹作《论语集注》,在解释子夏这两句话的时侯,也说:“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明清科举,     

魏晋的清谈任达与九品中正制

一、清谈与九品中正在选举上的血缘关系起于东汉末年的清谈,是品人物、办乡举的清议,自始就跟选举制度分不开。《魏志》卷七注引《九州春秋》云:“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黄巾寇暴……和不能御……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魏志》卷一注引张璠《汉记》载郑泰说卓云:“孔公绪能清言高论,嘘枯吹生。”这是清谈起于东汉末年的证据。《后汉书·史弼传》注引《先贤行状》:“清论所加,必为成器;丑议所指, 没齿无怨。”《魏志》卷十一注引《邴原别传》:“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玄)之学。”     

“弗”“不”区别的最早说明者

于声树著名论文《释否定词“弗”“不”》(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精细的论证了古代汉语“弗”“不”两字的区别。《马氏文通》“状字别义五”说:《论语·公冶长》正义云:“弗者,不之深也。”(指《论语·公冶长》“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宋代邢昺正义:“弗者,不之深也。”)由于《马氏文通》的引用,一般就认为是宋代邢昺最早说明“弗”“不”二字的意义区别的。其实,邢昺的解释是照袭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本书中有两处这种注释:     

《说文》互训述评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分析字形的专书,并且是汉语语言学史上一部训诂名著,正如许冲《上<说文解字>表》所说:“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至于释义方式,汉代训诂学初建规模,而许慎则     

也谈《诗经》与楚辞中的“兮”字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兮”字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虚词。关于这个字的性质与作用,自东汉以来,历代都有一些学者为之训释。较早的如《说文》释为“语所稽也。”(段玉裁注云:“语于此少驻也。”)后来的《广雅》释为“词也”,《广韵》释为“语助”。再以后的韵书或文字训诂之书或释为“语辞”,或释为“助字”,大体相同。有些著作在论述虚词的时候则常把“兮”字与其他虚词并列在一起如唐代刘知几《史通·浮词》中说:“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宋代洪迈《容斋五笔》中说:“毛诗》所用     

《离骚》“伯庸”考

《离骚》首二句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其中“伯庸”是谁?它到底是个怎样的称呼,历来歧解纷如,未有确论。东汉王逸说:“值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楚辞章句》)王氏以“伯庸”为屈原父考的字。唐吕延济则说:“伯庸,原父名也。”(《文选》五臣注)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鹤楼神话知多少——析神仙幻想说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战国时早有神仙家也开始创造了道教。东晋葛洪著《抱朴子》云:“‘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之虚,唯意所造”。追求长生,幻想飞天登仙。六朝时是神仙术和道教活跃时期,神学大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矶名、楼名的神仙说。古今中外传有“子安说”、“费祎说”、“荀環说”、“辛氏说”、“吕仙说”“老马说”等。齐刘绘《咏博山香炉》诗云:“上镂秦篮子,驾鹤乘紫烟。”讲秦弄玉与萧史乘鸾仙去事。航天工具由乘风鸾变为驾鹤。梁萧子显《南齐书》提到:“夏口城据黄鹤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子安姓窦,东汉人。后讹为王子安,又错延到王子晋和王子乔。     

《大学》的著述时代考

历代有关《大学》的著述时代大致有：春秋末战国初说;西汉初年说;东汉说等。《大学》的著述时代当在战国末至秦初。这可以从《礼记》所据之“记”的时间,《大学》被秦火壁藏的特征,《学记》的成书年代,引用《尚书》等几方面得以证明     

论《周易》伦理道德思想

《周易》包含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论述了《周易》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和道德修养途径:义利统一的治国伦理准则;内外兼修之君子美德;自我教育为主,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道德修养途径。     

论东汉中后期的奢侈风气

<正> 东汉初年,由于光武帝刘秀等统治者“务用安静”,倡导节俭,以致“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及至和帝永元年间,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后汉书》59卷(张衡传)上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候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此后,奢侈之风愈演愈烈,至直东汉王朝灭亡。以往人们对这一现象重视不够,其实,奢靡之风的盛行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对这一风气进行综合     

论王充的疾妄求实思想及对《史通》的影响

<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学术界的疑古求实的风气已经萌芽.孔子的名徒子贡就曾对古史中关于商纣王暴行的夸大描写表示怀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矣,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其后,孟子竟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结论。(《孟子·尽心下》)到了西汉,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古史记载作了大量的辨伪工作。在东汉老一辈学者中,著名的思想家桓谭在所作的《新论》中:“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案:以下所     

委婉和委婉表达

“委”、“婉”二字自古有之。东汉《说文》记载:“委,随也。”“婉,顺也。”《楚辞·九叹·远逝》曰:“委两馆于咸唐。”《诗·齐风·猗嗟》曰:“猗嗟娈兮,清扬婉兮。”在单音节词占主要地位的古代汉语里,委与婉往往单独出现,或者与别的单音节词组合,诸如:“委曲”、“委顺”、“婉转”“婉静”等等。作为双音节联绵词,“委婉”出现得相当晚,大概要到清代才出现。《儒林外史》二十四回道:“更有那细吹细打的船     

“者”字词性新解

“者”字是文言文中最常见的虚词之一.它同其他一些文言虚词如“之”、“于”、“以”、“所”等一样,是由实词虚化而来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白部”说:“者,别事词也.”即是说,“者”字是一个指示代词.王力先生认为,“者”字是由指示代词“之”字转变而来的.我们认为,用在名词或数词之后的“者”字,就是指示代词;这样理解,能够一以贯之地解释“者”字的各种用法.例如:     

佛教“格义”法的起因

“格义”是佛教讲经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始于东汉之末,盛于魏晋,是中国早期佛教的一种奇特的现象。慧皎《高僧传》说:“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竺法雅传》)《世说新语》载殷浩读佛经,但不解事数之事,刘孝标作注云:“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文学篇》)因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