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报说成熟于沙门思想——“业报理论源流探索”之二

业报理论在印度源远流长。吠陀时代以后,明确、清楚而且有体系地提出业报理论的,是沙门思想家。 沙门,佛教经典从宗教概念出发,说是出家人的总称,实际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开始出现,包括一切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思想相对立的自由思想家。他们代表的思潮名目繁多,佛教说有“四种沙门”、“十沙门僧团”、“六十二见”、“九十六外道”,耆那教说有“三百六十三见”。     

佛教譬喻经文学

佛教文学中,用梵文或混合梵文撰写的譬喻经与用巴利文撰写的本生经一样,都属于通俗故事文学。它们不论述“涅槃”、“无我”和“空论”之类形而上学教义,而只是通过故事来宣说“业报”、“轮回”和“戒律”之类通俗教义,主要目的是在民众中激起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从而普及佛教。     

佛教早期的“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佛教的重要理论，它虽然是在中观派出现后才在佛教中占有更为显要的地位的，但其最初思想的形成却很早。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它的发展贯穿整个佛教史。此外，佛教“中道”思想的产生与印度其他思想流派（先于佛教或与佛教同时出现的派别）也有不少关系。大乘佛教的“中道”思想是在佛教早期“中道”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因此，搞清楚佛教早期的“中道”思想，对理解中观派等大乘佛教的核心理论，从总体上把握佛教的基本学说，有重要意义。一、与婆罗门教哲学的关联佛教在印度不是最古老的宗教派别。在它之…     

试谈业报理论的产生——“业报理论源流探索”之四

业和业报理论是印度伦理学说的核心观念,它是印度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进中逐渐产生和发展出来的。 远古吠陀时代的印度人并无业报意识。人死后升入天堂,理所固然,并不是报应的结果。那里原是阎摩为尘世上一切逝去者找到的永久安息之地,人们在这块光明的地方同自己的祖先团聚,享受宁静和快乐。通篇《梨俱吠陀》,没有一处提到阎摩或其他神祇审判或惩罚有恶行的死者的事情。地狱观念在这里还只是处在萌芽状态,它在大地之下,是因陀罗神惩罚敌人和     

日本“批判佛教”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

日本的“批判佛教”是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曹洞宗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曹洞宗宗门大学、驹泽大学教授衿谷宪昭、松本史郎和伊藤隆寿等。“批判佛教”的内容涵盖了宗学批判、佛教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问题批判等诸多方面,而其核心仍然是佛教学批判。正如松本史朗在其宣言式的论文《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重要思想基础的如来藏思想,是一种实体论或“基体说”（dhAtu—vAda）。其实质是肯定现象世界背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而这是与原始佛教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无我”或“空”的思想相矛盾、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如来藏概念与佛性、本觉观念密切相联,“批判佛教”的倡导者对如来藏的批判,也扩展到了对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阿的佛性与本觉思想的批判。批判佛教因为其立论的挑战性和研究方法的争议性而在日本佛学界、中国佛学界乃至欧美佛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本文拟以末木文美士教授、花野充道教授、桂绍隆教授、织田显祜教授等的研究为中心,就最近日本学术界对“批判佛教”的回应做一概观,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意义做一简要分析。     

佛教的“五位说”与婆罗门教的“句义论”

佛教与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的两大主要宗教派别。两教对宇宙万有或自然现象都有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佛教中的“五位说”和婆罗门教中的“句义论”展示了两教在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它们都被认为是达到其各自最高境界的重要智慧。这两种理论在分析事物或现象时有相同处,也有差别点。梳理和研究这些内容对于深入认识印度思想以至东方文化的特色具有积极意义。     

玄学对南朝佛教流行的影响

早在两汉之际 ,印度佛教就通过中亚细亚传入我国。在其初传时期 ,佛教在社会上势力极其微薄 ,士大夫不知有此事。直到东汉恒帝时 ,汉地的佛教信仰者也往往并立“黄老浮图之祠” ,将其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其本来面目 ,仍未显著。在晋人袁宏所著的《后汉记》中 ,还是把佛陀描述成一个“变化无力 ,无所不入”的神人 ,并用“清静”、“无为”等道家思想来解释佛教教主。魏晋之际的玄学家如稽康、阮籍、王弼、何晏 ,以及西晋其他重要思想家的文字及著作中 ,都尚未发现有受过佛教明显影响的迹象。可见 ,魏晋之世 ,无论中国人对佛教的了解还是佛教…     

佛教与奥义书的几个概念的比较(上)

一、引言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印度。当时印度出现了与正统的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沙门思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和耆那教。沙门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受到了挑战。作为祭司贵族集团的婆罗门,坚持“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把早期朴素的吠陀信仰,变成了一套烦琐的宗教仪式。婆罗门文化向东迁移后,在下层人民中出现了一种俗信     

四《阿含》中的“缘起”和“无常”学说

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恩格斯的论断对于我们研究原始佛教的辩证法思想是很有启发的。原始佛教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其中尤以“缘起”、“无常”两说最为突出。本文拟根据记载原始佛教教义的汉译主要经典——四《阿含》,对这两说作一粗略分析。     

从“格义”方法看印度佛学与中国哲学的早期结合

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格义”是两者初期结合时使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两汉时期佛教初传时就开始运用,而不是一般学术界认为的始于两晋。随着佛学思想的大量传入和中国学者对其了解的不断加深,格义的方法也有了层次上的深入,由简单的以中国哲学概念比附佛理到仍带玄学化色彩的“六家七宗”对佛学真义的争鸣,再到更接近于佛学原意的以中观论为代表的著说,使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和交互影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随着格义方法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国佛教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从吴宝秀案看紫柏大师的经世原因

紫柏大师是佛教界著名的四大高僧之一。他除了在“法界网裂 ,其维不张”的时候 ,“力振其纲” ,复兴佛教 ,还在晚明动荡、民生涂炭的时候 ,以其“大乖沙门”的胸怀 ,利济天下。紫柏大师不专心修法于深山 ,而是热心经世 ,这并不仅仅是关系到紫伯大师个人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整个晚明思想界 ,尤其是佛教和儒学会通后的问题。     

古印度吠陀时代之业论

业,是印度宗教哲学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本文指出,在《梨俱吠陀》、《阿闼陀吠陀》、《梵书》中,＂业＂一词虽系就献祭或一般行为而言,但业报积存、天堂地狱等说法,已逐步形成。至奥义书,明确指出善恶行为会有相对应的结果,影响来生的命运;人如能与梵合一,可永恒不朽,否则不断转生。由此可见,业报轮回说已十分成熟,并成为梵我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业报转移和临终一念决定转世去向的说法,亦见于《奥义书》。凡此种种,皆应为佛学研究者所注意。     

吠檀多派的“幻论”与佛教的“空观”比较

吠檀多派和佛教是印度思想史上的两大思想派别。“幻论”和“空观”分别是两派的主流理论。梳理两派中这方面理论的主要内涵和历史发展，比较分析它们的相同处和不同点，对于了解印度哲学的精髓或核心思想，认识东方文化的特色，有积极意义。     

关于佛教起源的几点思考(续)

(三)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立足于前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结合佛教的具体情况,我认为,从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来考察,佛教的产生主要受如下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一、释迦族部族宗教的影响释迦牟尼出身于释迦族聚居的迦毗罗卫国,在释迦族部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因此,研究释迦族部族文化对释迦牟尼及其创教努力的影响,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例如,释迦族曾有许多人加入了释迦牟尼的佛教僧团,其中有释迦牟尼的堂兄弟——提     

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金圣叹美学思想札记

“因缘生法”本是佛教用语,但经过金圣叹的移植和发挥,则变成了一个美学概念。金圣叹以“格物”思想建立起了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因缘生法”是他美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论述“十年格物”与“一朝物格”的同时,指出“因缘生法”是“裁世界之刀尺”,是“格物”的途径之一。他把“因缘生法”说成是“文字之总持”,若“深达因缘”,就与“格物致知”沟通了起来,也就与创作审美原则沟通了起来。那么,“因缘生法”与“格物致知”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它又有着怎样的美学意义呢? “因缘生法”这一用语,在佛教中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是把“缘起…     

试论佛教“差别”一词的哲学意义

佛教“差别”一词,涉及佛教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如果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许应该讨论“差别”中包含的佛教哲学问题。 (一)“差别”一词的表现形式“差别”一词的应用范围,从地理区域上说,既有中国的,又有外国的;从民族语言上说,分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佛教专用语。黑格尔在《逻辑学》著作中,曾经反复论述“差别”一词的哲学意义。他认为,“区别一般已经是自在的矛盾”,因为区别既有统一,又有分离;没有统一就不是矛盾,它只是区别或差别(参看《大逻辑》第220页)。他的意思是说,要严格划分矛盾统一的差别性以及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庞杂的精神糟粕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精神支柱是武士道,还有日本神道教、佛教和儒学中的思想糟粕以及“神国”、“皇国”观念和史观。进入近现代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沙文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奉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因此,是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的大杂烩。     

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就逐步被中国化,这在学术界几无异议,但是,对于佛教为什么会中国化,是如何中国化等问题,以往学术界谈得不多,至于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问题,前人尤少涉及。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的某些特点入手,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并借此就教于学术界。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自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就开始了。东汉人之看佛教,多视之为神仙方术。本来与“羽化升仙”格格不入的“涅槃”,被理解成“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于无为,而得为佛”(袁彦伯《后汉纪》);以“空”、“无我”等思想为理论基石而创立佛教的释迦自身,被描绘成“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牟子理惑论》)、“蹈火不烧、履刃不伤”(《牟子理惑论》)的“神人”“至人”;本义为“无生”的阿罗汉,也成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四     

元杂剧佛禅义理刍议

西来佛法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颇大影响,"苦海无边"、"因果业报"的观念影响最深。元代杂剧诸如《窦娥冤》、《三勘蝴蝶梦》等均有体现。"苦海无边"、"因果业报"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不仅表达了人们抚平心灵创伤的要求,而且成为下层人民盼望惩治邪恶的思想武器。佛家教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是融入中国儒家思想的结果,因此,佛禅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