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821—824)以后允许异邦子弟应举,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导下,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进而可以在唐朝出仕任官。应举及第与出仕任官成为新罗留学生入唐的崇高目标与现实追求。在长时间的学习与任官过程中,其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依凭其特殊的仕唐经历,在诗文写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     

简评《昭明文选》选赋的学术价值

《昭明文选》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赋、诗、文总集,选录从东周至南朝梁近八百年间的七百多篇作品,保存了全面而又丰富的文学、文化、文献等资料,具有多元化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发展史上成绩卓著,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尤其在收录赋家、赋作方面自成体例,将赋类置其他文体之首,为后世编撰文集之楷模.《昭明文选》收录赋作五十六篇,依据题材又进行二次分类,设置十五类子目,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从这些分类中可以看出赋作涉猎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学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就《昭明文选》选赋,本文拟从文学价值、文化价值、文献价值三方面作进一步补充.     

论李清照对陶渊明的接受

李清照二个室名“归来堂”、“静治堂”一个自号“易安居士”都出自于陶渊明的作品;李清照爱喝酒,喜赏菊也与陶渊明如出一辙。在李清照的生活和作品中常常可见陶渊明的痕迹与影响。本文从室名自号与作品两个方面论述李清照对陶渊明的接受。     

杜甫对陶渊明的诗学接受

学界对陶杜儒学精神和生活趣味的联系强调较多,但对诗歌上的美学表现,尤其在诗歌艺术的具体关系上,认识不够。细读文本,可知杜甫对陶渊明诗艺的接受不仅自觉,而且广泛深入。在形成浑厚有力的诗风﹑开拓生活化的题材﹑抒写富有理趣的悠闲之情﹑继承比兴艺术酝酿含蓄精深的诗意﹑发挥创作的自娱自遣功能﹑表现仁民爱物情怀以及句法﹑章法等具体的技巧诸多方面,杜甫对陶渊明都有继承,并自成特点。     

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原因之探究

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并非凭空而起 ,而是由作为享乐性文化气候之“反动”的淡泊精神、复古革新运动中产生的平民心态及高风绝尘之诗风追求、思想感情上的禅定和老大心态、诗歌审美上推尊萧散简远之趣四个主导因素促成的。     

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扬弃

辛弃疾在被迫闲退期间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这与文化背景、时代气候相关,也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有关。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从陶的闲适入手的,但因为他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和南宋的思想潮流使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产生了扬弃,由最初的在山水田园的恬静中与陶隔世唱和转而追慕陶的豪放气概。区别于以往对陶静穆的接受,辛弃疾以英雄词人的立场树立了接受史上陶渊明豪放的新形象。     

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扬弃

辛弃疾在被迫闲退期间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这与文化背景、时代气候相关,也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有关.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从陶的闲适入手的,但因为他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和南宋的思想潮流使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产生了扬弃,由最初的在山水田园的恬静中与陶隔世唱和转而追慕陶的豪放气概.区别于以往对陶静穆的接受,辛弃疾以英雄词人的立场树立了接受史上陶渊明豪放的新形象.     

论梅尧臣诗对陶渊明的接受

梅尧臣是宋代第一个大力学习陶渊明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诗人。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有三个层次 ,即用典、模仿和借鉴 ,其中价值最大者在于通过学陶建立起自己的独特诗风。梅尧臣开创了一种新诗风 ,掀起了宋人学陶的新高潮 ,并且提高了人们对陶诗的认识水平     

浅谈对韩国留学生的管理

作为来华外国留学生中的最大群体,韩国留学生的教育管理越来越受到高校留学生管理工作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中韩文化、韩国留学生类型及学习目的的分析,简要阐述了如何做好韩国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追随崔致远在中国唐代的历史遗迹

韩国新罗学者崔致远于869年入唐学习,于885年以唐使者身份归国,在此期间,他的游踪范围涉及到漂水、高淳、盱眙和淮山、淮阴和水廓、淮安和新罗坊、扬州和唐城、苏州和邮事等江南地域.实地考察这些历史遗迹,为崔致远的研究开拓新视野,注入新活力.     

中国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首先在唐代入画。其画表现的是仙人的生活,风格以“魁奇”出俗为主,与宋代的淡远风格不同。历史上第一位有功于陶渊明的大画家是北宋的李公麟,第二位是元代赵孟頫,他对李公麟画法有继承也有开拓。宋元人请陶入画与他们崇敬陶渊明的态度密切相关。明清两代与陶渊明相关的画很多,陈洪绶的陶渊明画是很有特色的一家。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留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如它表明陶渊明及其作品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和画是相通的,而中国的诗和画之间的关系又有其特殊性;应该注重以优秀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深入研究等。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川版新版《陶行知全集》考订

2005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简称川版新版《全集》)是目前陶行知研究的最主要、最权威引文来源.但由于当时编撰时间紧、任务重,其中存在着一些粗疏、讹误、错乱之处.因此,文章通过对原始史料的搜集、研判,将书中错误之处予以考订,以便于今后陶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毛选》“司徒雷登”注释及其修订本的得失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和修订、再版,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曾经产生过并且还要继续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运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对包括《毛泽东选集》在内的经典著作进行微观研究,更有助于保存和传播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从接受理论视角看基础英语教学

教师应利用接受理论提高基础英语课程的教学效果,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儒学文化：东北亚的不解之缘——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北学意识和实业方略

如果说"北学中国"是<热河日记>的主基调,那么"利用厚生"的主张就是衬托朴趾源这一主基调的理论根基.他把古代圣哲们对伦理道德与日用经济之间的因果逻辑颠倒过来,从而使他们的这一理论主张更具哲学意蕴.在他那里,"利用"与"厚生"是"正德"的基本前提,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再高的道德说教也是苍白无用的.正视现实,打破陈冗."北学中国、实业救国",这就是他的<热河日记>的基本思想脉络.今天,他的这些理论主张,照样给我们以一系列极有意义的启示.     

《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

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康乾年间中国清朝社会种种现实生活的记载和描写的分析,对朴趾源燕行所目睹的种种盛世景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巨著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及其思想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注重道德伦理实践,而且具有表现为理性思维的形上之学。以“道”为理论核心的《老子》哲学就是中国形上学思维的最早表现形式。“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本体。《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是有与无的内在统一,是万物发展的宏观场合。“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     

爱情能否承载生命之舟——爱情在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中的本体论意义

在屠格涅夫小说中,爱情被当作特别展示的对象,并经常在不同层面上扮演着不同角色:它不仅辅助阐明作品的思想内容,奠定作品的基本氛围;不仅用于表现人物性格,考验他们行动的能力,而且成为某种理想的象征,传达出不同的人生意蕴。更为重要的是,爱情在屠格涅夫的人格意识中具有某种命定或先在的意蕴:它引发的不仅仅是美好与和谐,还有冥想、恐惧、灵魂的颤抖和对永恒与死亡的思索;它并非只是作为文学创作的技术手段存在,而是具有某种哲学层面的形而上思考和本体论意义。     

"莎士比亚化":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论一个新的诠释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文论具有零散性的形态特征。较之其他方面专著,马恩在文艺论述中更多使用当时已有的先进概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马恩文论的重要概念“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便体现了这一特征。“莎士比亚化”以往皆作现实主义解,而其中所积淀的黑格尔美学精华这一重要层面却完全被忽略。对“莎士比亚化”的整个诠解过程同时也是对马恩文论一种新的诠释原则的论证过程。该原则的确立,对于开掘马恩文论的诠释空间,满足当前和未来的语境要求,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