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生态脆弱区森林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实证研究

对我国西北生态脆弱区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实践实证调研的结果显示,现行政策存在补偿标准、补偿期限、补偿资金、政策监管评估、配套保障政策等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构建统一、协调的西北生态脆弱区森林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其制度设计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在生态环境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生态补偿的基本制度;完善《森林法》中关于森林生态补偿的原则性规定;适时出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西北各省(区)依据具体的省情、林情完善本地区森林生态补偿的地方性立法。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法的中国生态脆弱性研究进展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文献检索来源,以生态脆弱性和GIS为检索词,对1980～2010年的文章进行了检索与分类统计,从数量、区域、内容、方法上对我国生态脆弱性研究进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期刊总论文259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占44%;从1993年开始,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2000年之后,我国生态脆弱性研究成为研究热点;从区域上分析,早期西南石灰岩山地生态脆弱区和华北平原生态脆弱区,北方半干旱-干旱生态脆弱区和西北半干旱生态脆弱区研究较多;后期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研究发展较快;从内容上分析,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从方法上分析,早期多以县域为数据单元,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栅格法地理信息系统技术,2005年起数量逐年增多。目前,从景观的角度探讨生态脆弱性的研究比较少,还没实现脆弱性的三维可视化表达。     

基于外部性的生态隐性脆弱地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研究指出,“生态隐性脆弱地区”是在“生态脆弱区”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是指在生态脆弱区之外,受人类行为影响较多、暴露度高,存在或潜在生态系统失衡或退化风险的区域。生态隐性脆弱地区具有生态系统复合性、与人类行为相关大、对外界影响反应较缓慢三方面的主要特征。基于生态隐性脆弱地区的外部性分析,应从严格生态考核、严格外来投资审核、引进适用绿色技术、健全制度体系、完善生态补偿、强化理念更新六个方面推动生态隐性脆弱地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路径转向研究

基于旅游开发——贫困减缓——平等参与——生态保护四维关系,分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特征和发展特点,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边疆贫困、民族贫困、生态脆弱区贫困的三重约束,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偏离发展中心的边缘区,从生态位看属于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多样性保护区,从经济发展位看为贫困度较深的弱后欠发达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该区域减贫脱困的重要方式必须权衡这些关系和问题,并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精准旅游扶贫,推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增权于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     

贫困人口问题治理思路探析——以四川省茂县为例

四川省茂县是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地处龙门后山断裂带和汶川地震核心区,具有特殊的自然、人文特征和复杂的贫困人口问题,典型性很强。解决好当地的贫困人口问题,对全国所有生态脆弱区、民族文化区贫困人口问题的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对茂县案例的初步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脆弱区和民族文化区在开发式扶贫中,必须注重开发和保护的平衡,开发重点是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和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此外,还应避免将扶贫和地区开发混同。     

西部生态补偿理论解释与法律机制构造研究

西部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生态脆弱区、资源输出区和国家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区，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西部生态补偿理论基础有生态功能区划理论、自然资本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自然正义理论等，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西部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内在联系的理性分析是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构建的基础，三层次协同发展是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西部生态环境与贫困治理的研究

西部生态脆弱与贫困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通过对西部生态脆弱程度、生态脆弱带和贫困县的分布特征、贫困地区的经济情况和人口密度的分析，发现西部生态脆弱与贫困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为西部制定脱贫、生态恢复等政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理论依据。     

黄河流域战略地位演变与高质量发展方向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在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明了黄河流域的战略地位变化;从资源环境、产业体系、创新能力和社会民生等方面,解析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现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脆弱、产业体系倚能倚重、创新发展动力弱、民生发展不足等问题和短板。围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提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包括建设节水型社会、构建"三区七群"基本框架、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科技创新、补齐民生发展短板。     

论藏族游牧生计与寒漠带冻土层的维护

在我国三江源区的生态系统中，最脆弱的生态环节就是冻土层，而覆盖其上的腐殖质层和泥炭层又是保护脆弱环境的命根子。因此，在三江源区的人类活动只要不去干扰这种环节，其生态系统就是安全的；如果人类的活动冲击到了这种脆弱的生态环节，就会出现生态灾变。藏族传统生计方式的“不动土的农牧混合经营”、“转场浅牧”与“多畜并牧”以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等，正与三江源生态系统相耦合，使其稳定延续了上千年。可见，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其实质是特定文化对特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     

陕北地区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思考

陕北地区属于资源富集区,又是生态脆弱区,其环境问题及治理尤为关键。陕北地区现行的污染治理模式存在许多弊端,对此,必须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确定环境容量及总量控制目标,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初始排污权分配,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完善排污权交易的相关配套制度。     

加强东北区域生态安全的税收政策研究

东北是维持我国整体生态安全的要害地区,其生态安全状况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由于长期无限度开发,目前东北地区正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行税制却存在着环保税缺位,资源税、消费税等相关税种生态功能弱,缺乏对东北地区生态保护的税收优惠等问题,使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发挥.建议针对东北生态环境状况,通过开征专门的环境保护税,改革资源税等相关税种,制定针对东北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加强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东北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我国区域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集聚通常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却相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区域内。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会使地方环境问题目趋严重；在区域外。经济集聚引致了大规模的跨区域资源配置，这种跨区域的经济要素流动由于缺乏应有的生态补偿机制的配合，会将经济集聚的环境负效应扩散到资源流出地区，造成全局性的环境问题；在环境治理方面。现有的环境政策并不能减弱经济集聚的向心力与环境负效应，反而刺激了经济集聚，增加了集聚区域的经济总量和污染排放总量。结果，经济集聚的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并向区域外扩散，呈现出一种全局性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聚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热点问题,构建含有生态环境与财政分权变量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以及研发创新等因素的环境影响机制;构建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考虑交互效应则两者互相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削弱各自产生的污染效应,环境质量具有滞后加剧效应。（2）西部地区表现出税收改善环境趋势以及创新后发优势;中部地区表现出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环境提升效应;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FDI占比环境提升效应。（3）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产生非线性环境影响,人均GDP与FDI占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在财税政策协调互补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经济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环境提升策略,最终达成环境保护与财政经济的和谐双赢局面。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环境文学与西部

面时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是文学题材的拓展,更是一种文学思维革命。在我国,西部地区便成为环境文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     

试论彝族民俗文化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

民俗研究为经济发展服务,是一个新的课题,在已经掌握的资料中对民俗的研究多数从宗教、文化、社会等方面加以论述。把民俗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本文试从彝族民俗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加以论述,以期对彝族聚居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一些思路。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释义

随着对环境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由于研究者们在研究内容、方向、角度以及层次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称谓上的混乱。“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为什么不能称之为“马克思的环境保护思想”，也不能称之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怎样？本文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回答。     

环境政策差异与区域产业转移————一个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分析

环境政策的地区差异往往导致高污染行业实际生产成本的地区差异,进而对区域产业转移和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工业部门整体的地区分布对环境政策差异并不敏感,欠发达地区降低环境政策门槛难以扩大自身的工业生产份额;另一方面,各地区工业产业结构对环境政策差异非常敏感,欠发达地区通过降低环境门槛以吸引工业企业的政策只会强烈地驱逐低污染的“清洁”行业,吸引大量高污染的“肮脏”行业,却无助于扩大当地的工业生产,也使当地承受了大部分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福利损失。多产业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为当前我国出现的“污染西迁,高技术产业东移,工业产值向东部集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     

石羊河流域经济发展特征及结构调整分析

历史上石羊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润泽抚育了流域的人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石羊河流域地处我国西北内陆荒漠绿洲区,由于人类不断开发和疏于保护,使本身脆弱的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荒漠化日益严重。为了克服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矛盾,达到二者和谐相处,有必要从流域目前的经济发展结构入手,分析流域经济结构现状及特征、提出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为石羊河流域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