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词”考述

“小词”在宋人词话中出现频率颇高,其内涵是指词体篇幅短小者,并非宋人给词附加的蔑称。宋人以小为美,将绝句也称作小诗,还有更多以“小”称物的语言现象,因此,小词与小诗表达了宋人同样的文化心态。     

“气韵”理论源流之辨

＂气韵＂一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出现的频率颇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词汇和文艺鉴赏术语,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体系中颇具民族特色的重要审美范畴和我国古代美术品评的特有标准、美学原则。从历史的角度纵向研究了这一重要的审美范畴,从＂气韵＂理论的基本内涵和产生源头入手,按照时代脉络梳理出＂气韵＂理论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整个过程,阐明了＂气韵＂在不同朝代的发展特点。     

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之“度”的把握

接收美学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它揭示了文学翻译的审美本质和最终目的。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对如何正确把握好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及其限度问题进行探讨。文学翻译是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度＂的艺术;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能否像普通读者那样去确定原语文本的具体意义,取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否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度＂的、合理的创造性叛逆。如何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去把握好＂度＂的艺术,是每一位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词源》“意趣”简论

《词源》论词不惟主张＂清空＂,还兼及＂意趣＂之说。所谓＂意趣＂,与传统诗学批评中有＂兴趣＂、＂情趣＂等概念的内涵大抵相近而略有区别。《词源》独创＂清空＂论词,而以＂意趣＂做补充阐发,借鉴了诗论中相近的审美范畴来进一步发明词作的＂清空＂美学品格。     

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文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它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元概念,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这四个范畴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道德与艺术的交融——论先秦儒家音乐美学中的“中和”观念

＂中和＂是中国哲学、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本文试图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以及《礼记.乐记》所论及的音乐美学的角度,通过对他们的＂中和＂观念在哲学与美学、道德与艺术之间关系上的交互阐释与辨析,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传统下的＂中和＂基本含义归结为＂生命中定常之体的即体即用,道德与艺术的融通为一＂。     

论茅盾求“真”的美学思想

本文力图整体地把握茅盾求“真”的美学思想,探讨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本质特征。本文认为,求“真”是茅盾孜孜不倦的美学追求,而作为美学范畴的“真”,实际上也就是茅盾整个美学思想的核心。在求“真”的文学实践中,茅盾注重文学的社会客观性和理性精神,阐述了文艺如何反映现实这个基本的美学问题。同时,茅盾在广泛地吸收西方美学理论上,注意继承和发扬东方美学的传统,并自觉地融合二者的长处,从而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富有崭新的时代义意和鲜明的民族色彩。     

“美”作为一种姿态——论曹文轩古典形态小说的“形式”美感

曹文轩继承了古典主义一脉的创作范式,但＂古典＂并不能概括其全部美学追求,其对文学＂形式＂的执着追求形成了其小说一个最鲜明的特质。悲剧快感、贵族趣味、语言嗜好三个特征是曹文轩作为古典主义者将其＂形式＂嗜好投射到小说创作中的明证。但某些情况下由于曹文轩对＂形式＂过分追求,导致其作品相较于前辈的京派大师显现出不自信的气质。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动量词"回""次"的差异及其运用

“回”与“次”作为现代汉语中语义最为单纯而且意义相近的两个动量词，通过对语料的考察可以发现，二者在搭配上，有些前置词语一般只能与动量词“次”组合使用，在修饰名词性词语时，在语义和适用对象方面皆存有一定差异；在重叠方式上，动量词“次”能以各种形式重叠使用，而“回”在重叠方式土一般受到某种限制；在语用方面，“次”远远超过了“回”的出现频率，并且“回”主要用于口语性较强的作品或场合中，“次”则没有这种局限。在具体运用中，可以在把握其基本用法、基本句法格式的基础上，区分其相异的用法。然而，由于“次”与“回”在语义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区别，加之“回”有渐渐被“次”所替代的趋势，为了避免语言表达的累赘，在实际运用中，只须简明扼要地将它们的异同点区分开来就行，而无须深究。     

现代伊斯兰思想家伊克巴尔的“自我”概念探析

伊克巴尔是巴基斯坦一位卓越的现代思想家，“自我”是其伊斯兰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传统伊斯兰哲学对“人”的定位强调其“人性”本质，伊克巴尔的“自我”则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是对“人”的重新阐释。     

“法律与文学”的中国语境化解读

西方＂法律与文学＂流派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体系,强调法律与文学间的逻辑可能性,法律通过调动文学叙述和文学文本的积极性来实现两者互动和共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冯象和苏力进一步展开中国语境化解读,中国化语境中所特有的政法策略选择体现了＂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语境化特征,并可能进一步延伸其政法实践意义。     

《蜗居》的双重言说和意识形态策略解码

《蜗居》借双重言说和意识形态策略,在暴露＂幸福＂＂小三＂的生活中对＂社会道德＂进行遮蔽,温情脉脉地卸除了男性对于家庭的道德责任,是一种崇尚彻头彻尾的＂堕落美学＂,是坏的大众文化文本,其本质是＂美学的堕落＂。     

元曲三句鼎足对的审美意蕴

元代散曲＂诗乐一体＂,其中的＂三句对＂又名＂鼎足对＂,或称＂三句鼎足对＂,体现出绘画美、音韵美、意象美的审美意蕴。马致远、乔吉、张可久、徐再思等以赋、比、兴的手法写景寓情,以鲜美而易逝的意象叠加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景,再配置优美而又充满活力的声韵,从而体现出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及隐逸情调,实现了对自由旷达人格的肯定。     

王勃文学思想中的“文儒”特征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是当时颇具自觉意识的“文儒”型士人之一，虽然其文学观念受到了家族文化传统，尤其是祖父王通的重要影响，并接受了《文心雕龙》中“原道”、“征圣”、“宗经”等理论认识，呈现出重“儒”轻“文”的复古特征；但在文章创作中却体现了复古文化观所不能框范的鲜明的审美意识，其中包括不平之气的抒发，重视辞采的华美，强调音韵和谐等颇具审美意味的主张，因此王勃的文学思想以一种更加强调文学审美性的特点体现了时代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破学科与跨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新思考与探索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欲要有新的大的变化，必须做到。破学科”与。跨文化”即打破学科观念的藩篱和引进比较的方法。“破学科”并不是不要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性的边界，而是以学科为基础，广泛地引进、吸收、渗透、融汇其他学科的东西，以此突破原来学科僵化模式的限制与规范。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对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引进、融汇和综合。还应该重视原型方法的解读。“跨文化”是一种将多种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即指中国古代文学与多种不同国度、民族文学的比较。比较方法可以产生互为阐释、互为说明、互为论证的效果。     

“乱写”的性情之文——废名散文美学风格

散文是理解文学家和哲学家废名的桥梁,是其创作整体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散文以＂隔＂为特色,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难度,但可从废名和周作人师生之间＂隔＂的异同,窥其一脉相承的文学趣味。从散文形式上剖析,废名从六朝散文中提炼出＂乱写＂的观念,其实质是重灵感的创作心理。二者共同形成其散文独特的＂乱写＂之＂隔＂的美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废名后期创作走向。     

探析日语“か”类常用动词的语义网络

日语假名属于原始词根词,通过附加词尾的方法派生出新的词汇形成动词群。第一个假名相同的日语动词之间都存在某些语义上的相似性,相同假名越多,其家族相似性越高。把＂か＂类常用动词按照相交、覆盖、隔断、交换以及咀嚼等语义划分为五个小群,从家族相似性上进行了剖析,发现假名＂か＂就是＂か＂类常用动词中承载共同模糊语义的重要部分。尽管＂か＂类常用动词所表达的意义千差万别,但都与相交以及接触有关。确认相交以及接触就是本类动词的共同语义特征,并由此推断出所有的＂か＂类常用动词处在一个模糊的范畴中,由一个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相似性网络系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