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生命伦理学的价值之维

生命科技的发展使生命的原貌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生命对于人的秘密越来越少,然而随着生命的神圣性逐渐被“解蔽”,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感也在逐渐淡化,作为对这一事实的回应,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基于当前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难题,鉴于阿尔贝特·史怀泽①的敬畏生命伦理学,笔者认为“敬畏生命”是生命伦理学的价值之维。敬畏生命应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思想：敬畏生命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命;敬畏生命肯定了道德责任的无限性;敬畏生命肯定了生命的平等;敬畏生命对学者也提出了把生命的一部分奉献出来的要求。     

生命伦理学何以可能

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门新兴应用学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兴起是必然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共同导致了诸多生命伦理的难题。作者旨在通过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追述,揭示生命伦理学产生的事实的基础,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生命伦理学的难题及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深刻的危机。     

生命伦理学及其哲学前提

当代生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使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并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这是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生命伦理学并不在于为具体的问题提供标准的答案,或者提供判断、评价善恶的绝对标准。生命伦理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对这种标准的哲学思考。本文从生命伦理学基本内涵出发,在对目前生物医学技术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哲学反思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解决当代生物医学技术发展前沿问题的对策和视角。     

中国医改实践的生命伦理学困境与中国结构主义伦理学视角

本文从中国道德哲学的高度,从哲学和道德社会史、中国社会史和医学社会史等视角,在全面系统回顾西方国家伦理学史和西方国家个人主义生命伦理学典范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宏观社会处境下,历史分析中国道德哲学和儒释道生命伦理学的思想传统与面临的挑战,重点是根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生命伦理学实践,首次明确系统提出中国特色"结构主义伦理学和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理论视角和伦理流派,并阐述结构主义伦理学与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体系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范围内容、基本特点和结构性成因,尤其是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涵义。同时简要讨论中国现阶段"以群体和行业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文化。最后,文章依据结构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中国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论恩格尔哈特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转向

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在思想上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生命伦理学基础》提出了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俗世生命伦理学的道德结构,旨在回答如何在道德上约束道德异乡人的问题。由于俗世生命伦理学面临内容和学理传统上的阐释性困难,他转向宗教的生命伦理学。这是第一个转向。而在《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中,恩格尔哈特指出宗教哲学史上推论式理性的局限性,这引发他的生命伦理学的第二个转向,即转向皈依内心渴望上帝、具有思索性知识、践行苦行和礼仪的伦理体系的东正教。     

现代生物医学发展与生命伦理学

在现代伦理的视野中，现代生物医学将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对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与操纵，正在动摇和改变着人类的自然进程和传统的医学职业行为方式。在这样的强烈冲击和挑战面前，人类忽视和慢待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生命（医学）道德问题，一方面伦理学的研究会因缺乏时代性而失去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一片广阔天空，现代伦理的价值和作用就无从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也会因为缺少道德辩护和伦理力量而偏离合理的发展方向，因道德因素缺失所导致的过大负面效应会强烈地削弱医学科学技术以新的方式履行捍卫人类健康、保护人类生命责…     

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及其人文关注

当代生命伦理学虽然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生命问题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其引起的价值冲突与规范冲突等使这个兴起不到半个世纪的学科备受关注.而由这门新学科所带来的诸如生与死的精确定义、生殖方式的改变、基因枝术的负面效应、生物技术的商用价值等理论困惑也成了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重大课题.对生命问题的人文关注,也引起了伦理学理论的一系列转向.     

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路径反思

当代中国的生命伦理难题的疏解和生命伦理学的建设,须在中国人的医疗生活和生命技术实践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理解和支持。在对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路径与当代境况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在理论层面展开的传统重构和现代转化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应拓展医疗生活史的研究向度,对中国人的生命观、技术观、医疗与社会健康行动和生命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演进形态和当代状况做出准确解释,以此为在生命伦理语境中理解中国问题、分析中国现实并提出中国策略提供理论准备。     

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应用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之异同

针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杨通进主要论述了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异同.他提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传统的伦理学原理和原则的简单应用,它虽然要借助道德哲学和描述伦理学的相关成果与研究方法,但它不能代替道德哲学和职业伦理学,而只能是一种新伦理学.韩立新则通过对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本质与价值倾向的比较,指出用自由主义来概括应用伦理学本质的局限性,认为这样概括将不可避免地把环境伦理学排除出去,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反,它挑战的是自由主义.肖巍则探讨了目前处于学术前沿的流行病问题,她从伦理道德角度考察了流行病的产生与持续、预防与消除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责任,对全社会在面临流行病危机时所应采取的人伦关系以及基本原则进行了道德分析.     

生命伦理学知情同意能力问题探究

能力是判断知情同意合法性与合伦理性的"守门"概念。传统语境下的一般行为能力模式简单易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割裂了一般与具体的辩证关系,用可能性取代必然性,在实践中产生伦理困境。风险决策能力以动态的方式考察能力,并将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作为判断决策者能力的重要依据,既尊重个体自主,又维护决策者的福利。对于最小限度能力标准与决策能力标准的质疑,风险决策能力标准从能力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决策与风险的关系作出回应。在生命伦理实践中,判断决策者是否具有知情同意能力,需要决策者的沟通能力、理解信息能力、评估与选择能力有机结合,更需要依赖于判断者的"实践智慧"。     

论行政伦理研究中的平衡性问题

在伦理实践中,人民对于公务员及政府往往提出过高的伦理诉求,因而,行政伦理研究应注意平衡性问题。事实上,可以借鉴行政法对处于权力高位的行政主体进行平衡性的制度设计的做法,对反映行政主、客体权利和利益关系的行政伦理进行平衡性研究。在当前的行政伦理研究和实践中,行政伦理的平衡性设计应着重于研究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既要研究行政主体伦理,同时也不能忽视行政客体的伦理建设;二是在伦理建设标准方面,我们应该在综合考虑行政主体伦理标准的最高线和最低线后而选择中位,以确保行政伦理建设目标的达成和对行政主体激励功能的发挥。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观与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涵

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使人们对传统的生命伦理观越来越关注,也对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涵赋予了多样化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生命的价值,它以贵生的精神看待生命,以仁爱的精神关注生命,并以平等的精神对待宇宙间各个生命的价值,重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伦理精神,探索其与生态文明精神内涵的本质联系,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科技伦理角度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 ,但也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科技伦理角度出发 ,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日益凸显的失衡 ,生态危机的产生和人的自然性的消退是其主要表现 ;科技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征服自然的不合理的价值观、利益的竞争以及现代过度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则是造成关系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 ,必须建立科技伦理的“生态关怀”。     

中道生活:在应然生活与可能生活之间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果道德生活采取“应然”的形式 ,必定要受到来自人性内部和多元文化外部的双重挑战 ;而“可能生活”对伦理境遇的强调 ,一方面消解了“应然生活”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另一方面则可能走向伦理相对主义。所以 ,提倡一种“中道生活” ,有利于走出“应然生活”与“可能生活”的两难困境     

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

研究森的经济权利正义理论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建树上说 ,未来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科的健康发展 ,都需要在双方的合作中取长补短 ,进行整合 ;在道德层面上 ,应该重视弱者 ,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 ,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经济发展层面上 ,注入公平机制 ,考虑到社会福利 ,反对纯粹工程学意义上的片面观点。在社会发展层面上 ,应该在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效率与公平、经济尺度与伦理尺度上实现两者结合、协调。     

韵律与生命——《太平经》中的音乐治疗观念

《太平经》是东汉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从音乐养生这一角度入手,解读和阐释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早期医学知识,很有必要。《太平经》不仅记载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道教音乐理论,而且对乐律与人的身心健康的关系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些论述不仅反映了汉代医学的理论水平,而且对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作为知识体系的西方社会科学正在出现一次全面而重大的转型 ,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之上的现代社会科学架构的一些基本层面都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 ,应该重视和回应这种转变趋势 ,调整自己的发展基点 ,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一方面 ,力求生产出具有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本土价值意义的学术成果 ;另一方面 ,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学术生产 ,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大国和强国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社会科学具有决定经济发展、调控政治发展、主导文化发展和推动人的现代化的重大作用,现代化所 以没有首先在在中国产生和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停滞落后和失误。因此要加速当代中国现代 化进程,必须大力推动社会科学发展,实施以社会科学率先现代化来带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抓住机遇 开拓发展 为繁荣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而努力奋斗

中央和云南省委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为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云南省各级社科联组织要抓住机遇 ,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为推进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