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正确界定群体性事件性质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指出了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群体性事件治理思想,对于我国当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地方政府污染治理与公众环境抗争的行动逻辑--基于博弈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矛盾局面是导致环境抗争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升级的根源。对待潜在的或者已有的环境污染侵害行为是采取行动还是保持沉默,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因角色的不同而采取着不同的行动策略。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与公众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行动逻辑,认为地方政府未来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突破复杂的利益纠葛,将公众的环境诉求纳入污染治理决策。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多元联动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受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克服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弊病,本文意构建以政府为核心,政府与媒体、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媒体、媒体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公民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机制,破解群体性事件治理难题。     

善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伴随而来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但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章尝试从善治视阈深刻剖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和深层次原因,并试图从善治视阈探讨并提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国内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它的频繁发生及其越来越明显的对抗形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目前,国内学者们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已从不同的角度积累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成果。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成因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性评价和前瞻性探索,为科学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社会工作的协同作用、治理障碍及强化路径——以群体性事件治理为例

社会工作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可以发挥社会协同作用.然而,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又使其在介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时面临着体制性、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障碍.因此,强化社会工作介入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协同作用,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运行体制和机制,提供社会工作介入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平台和社会资本,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民众对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发挥社会工作整合社会的功能,维护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论社会转型期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

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与中国其他群体性事件都发生在社会转型的场景之下,却又往往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因果机制。有必要对社会转型期民族群体性事件提出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界定、特征、发生机制和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党群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

从党群关系的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符合中国的政治逻辑。党群关系“异化”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冲击,主要表现为能够产生社会矛盾和加剧社会结构紧张。虽然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社会具体制度是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历史、现实和制度性根源,但党群的政治关系是群体性事件生成与否的重大逻辑。密切党群关系有助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应该着重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建设、群众利益的保障和发展机制等三个方面入手,在发展党群关系中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大众狂欢语境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中国内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突发性强,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给网络安全治理和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网络群体性事件,科学把握其新态势,不至于使它被妖魔化、扩大化,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基于网民狂欢语境的视角,理性认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网民的狂欢式表达,准确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的新态势,揭示网民狂欢式表达背后的平等、民主、自由精神与民众权利和其他正当利益诉求,正确处理"网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问题和矛盾,考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效应,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狂欢话语形态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关涉网络文化安全,在"政府-网络媒体-非政府组织-网民"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中,要实现以政府治理为"元治理",联合非政府组织、网络媒体、广大网民等治理主体进行有效的合作治理。     

我国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探析

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是多维的,我国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的影响是诸多原因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依据我国现有的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作用,厘定了我国利益集团的类型和特点;进而对我国各类利益集团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机理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利益集团视域下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并且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发展迅速,影响深刻,探讨其网络舆情引导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发生在2005—2017年间的24个环境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包含多元的引导主体、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主动的网络议程设置、联动的线上线下行动、及时的信息公开与回应、完备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和稳定的制度支持7个要素,环境群体性事件类型对网络舆情引导要素与事件治理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作用.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