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王制”与中国思想的开端问题

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来看,孔子及其集团与六经乃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孔子及其集团通过对六经的整理,一方面总结了上古政教遗产,类型化地区分了帝、王两种政教史观,另一方面又开辟了治教出于二的新格局。三代王制对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必须通过孔子之道才可以理解。孔子集团从三代之法中提炼出三代之道,对西周王制的总结而建立的家天下的理念,实际上为自秦至清的传统中国政制奠定了理念根基。而从经史之学的视角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加以重新诠释,上溯孔子及其集团,乃可以重释中国思想的开端。     

论刘恒小说中的悲悯精神

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刘恒的作品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其悲悯精神体现在社会性悲剧、文化性悲剧、性格心理性悲剧、存在本体性悲剧等层面上。“直面惨淡的人生”使刘恒的小说获得了独特的精神价值。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刘恒小说的叙事模式初探

本文从叙事的视角探讨刘恒的小说,认为刘恒小说采取了“虚置/强化”、“回忆”两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它们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且蕴涵着复杂的反思批判和悲悯认同的生命意识。     

吕太后事迹与“潜用福威”及“尚私食其”考辨

《史记.吕太后本纪》之《索隐述赞》评述吕太后有"潜用福威"与"尚私食其"两种异文,综合考察《史记》所载吕太后事迹、《史记》版本流传及后人对吕后评价与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本旨等方面,"尚私食其"均较前者义胜。     

孔子“幸福观”发微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幸福本不是一个陌生话题,但似乎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如何重拾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信心,指导人们去获得幸福,树立一种正确的幸福观非常必要。我国先秦时期大思想家孔子对于幸福问题有着深刻认识与精辟思考。他认为,幸福既是一种具有客观内容的行为标准,也是一种主体的心理满足体验;幸福的要件是健康的生命、充足的财富、循礼的行为、艺术的追求、高尚的美德和对天命的领悟。孔子的幸福观是朴实的、可行的,对于当下的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九”字发微

一、“九”——一个龙形图腾化的文字 “九”甲骨文写作“”“九”“”等形。金文进一步写作“”“”“九”的形状。 许慎《说文·九部》(十四下)解释说“阳之变也。像其屈曲究尽之形。”显然,这是就字形而言,并没有点明“九”的原始意义。 但是,许多人据许氏之说作了各种不同的阐释。     

儒家“无为而治”思想发微

“无为而治”是儒家最重要思想之一,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德治。儒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是针对最高管理者提出来的。儒家认为,最高管理者除了“德修于己”、“任贤使能”外,不需要亲自去做具体的事。“德修于己”,就能感化被管理者,因为是感化,而非命令,故而可谓之“无为”。“任贤使能”就是用别人来管理,而不亲自管理,不亲自管理就是“无为”。儒家还强调“以人治人”,即根据人的特点有差别地管理,也就是顺性而为,这样,虽有所“为”,而对被管理者来说,却感觉不到管理者的“为”。     

中国古代“德治”发微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原初意蕴是以德代暴,主张仁者贤者主政,以解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可能的紧张与冲突。然而,这种原初意蕴的德治后来却嬗变为人治。将政治伦理化,重治者之主观而轻制度之客观,以德代法,化法为德,是其重要缺陷。     

王船山“明德”释义发微

王船山的＂明德＂释义有三个方面：释义的核心坚持了＂明德＂是天之所赋德性和人的本原善性,释义的心路主旨是返回先秦原本和回归经典原意,继承了朱熹以理气解释＂明德＂,但不赞成朱熹将＂明德＂释义为＂心＂。其学术方向既走正学与开新之路,也注重以复性与返本为宗旨,更多地是以＂返本＂为宗旨,即返回经学和儒家经典。     

古代“托名”现象发微

中国古代存在大量的“托名”现象,以至“辨伪”成为历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尽管古代“托名”的存在原因非常复杂,给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了许多混乱和困扰,但其中反映出的学术的内在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造时下泛功利主义的学术具有重要的启迪.     

“兰意象”原型发微

兰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内涵丰盈的文化.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封,来追寻“兰文化”的发展轨迹.     

周敦颐“无极之真”意蕴发微

关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真实意蕴,诸家诠释各异,其根本在诠释理则和方法不同,是否就濂溪而悟濂溪,或跳出濂溪,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濂溪。《太极图说》本意在返回自心而探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坚持形上与形下、实在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朱熹诠释"无形有理",旨在坚持儒家性理之学;佛家以"无极之真"坚持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破除经学独断论;新道家以太极阴阳五行化生之道与现代科学理性、经济哲学相接轨;近现代哲学则以无为与有为、实体与真际的辩证以及目的论的宇宙观的诠释,为通向唯物辩证的真理观作了铺垫。     

《老子》论“道”发微

在《老子》哲学中,“道”的涵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指世界的本原,二是指一种规律。检视《老子》“道”论,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创造和文明发展能有所启发。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发微

"知其不可而为之"一语,奏响着儒家入世精神的最强音。这一价值理念,不是择善固执的口号标榜,亦非"死马当做活马医"的自我安慰,而是由经史人文传统而来的应世智慧与终极关怀。人能弘道的经验理性,参赞天地的责任伦理,忧患恻隐的不容已之情,事上磨练的生命试炼,分别从认识论、价值论、生存论和修养论四重意义上共同构筑起这一精神理念的思想基石。     

孟子“仁者得位”思想发微

关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孔子主要强调德性修养对"位"的前提性和先决性。孟子的"仁者得位"的政治主张则认为,由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必然的关系,"德性"修养也即"内圣"并不必然开出"位"的"外王"实践。因此,在孟子"仁者得位"的理论架构中,对德行修养的关注让位于对"位"的重视,"位"成为德性修养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德性修养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看,孟子认为,要实现"仁者得位"这一理境,唯有"王"位才是最根本的方式和手段。而"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成为孟子"仁者得位"思想的理想之境。     

“《国风》好色”论发微

《国风》雄踞《诗经》多半壁江山,两千余年来围绕它的解读争议最大最多,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国风》是否涉及情欲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情欲表达。汉儒以"美"、"刺"说诗,淡化乃至曲解《国风》之情欲表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前进一步,肯定《国风》写了情欲,同时依礼教对其表达的正当性加以批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解读派也肯定情欲表达,却否定《诗经》与礼教的关系,企图跳出儒家语境而以抒情诗和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国风》。本文回到传诗的原初语境,考察早期儒家所持的"《国风》好色"论,还原他们对待《国风》之情欲表达的基本立场,揭示《诗经》解释学中诗→欲→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证明:早期儒家看"欲"是自然论的,不涉及道德批判;这种自然的"欲"乃是"礼"之根源,对此"好色"之"欲"的诗学处理,使得《诗》的解释导向了"礼",从而形成教化论。     

“严熊书札”的节钞与刊布问题发微

以严复手稿为依凭,以“严熊书札”的节钞和刊布为考察中心,从胡先骕阅读和处理“严熊书札”时的心路、学路及时势出发,对其推出“二次阅读”文化产品的原因、过程等,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获得了如下的认识：一、“严熊书札”之所以刊布,在于它作为思想资源,反映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同声相求及价值取向。二、根据“撷其菁华”的宗旨,胡先骕选择了最有价值的内容公之于众。“菁华”的判定,既来自严复思想本身,更有着胡氏的阅读体验和时势刺激。三、在“书札”的节钞过程中,删芟的内容,既有对不合旨趣者所作的放弃,但在特定的政治时势下由于颇存顾忌,或因思想立场的冲突而带来困扰,有些符合旨趣者也隐去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