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基于统一增长理论视角

从统一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两千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停滞时期（1949年前）、起飞时期（1949~1978年）和持续增长时期（1978年至今）,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型均呈现鲜明的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在经济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超速转型,带来了中国人口“质与量”的转变,这种超速转型虽然使中国经济提前获得了“人口红利”,但也放大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新时期应对人口转型挑战的基本思路在于,放松一胎化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趋势与问题

中国人口转变已进入现代静止阶段,其转变趋势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型人口问题已引起学界诸多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阶段与趋势的综合分析,从人口内在结构和外部环境机制作用,遵循"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探讨人口转变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为积极应对政策调整后的人口社会发展提供多元视角与理论思考。     

关于宋代人口政策的若干问题

宋代是我国传统社会人口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促使两宋社会人口高速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宋政府推行的以增殖人口为基本取向的人口政策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以婚育政策、救助政策、移民政策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等为主要内容,宋代人口政策特点鲜明,表现在加强对流移人口的安抚与控制,分别置籍管理乡村户与坊郭户,融乡村民户管理与地方治安管理为一体,人口增殖政策与民间节育行为的对抗等方面.若从人口史的纵向角度加以考察,宋代人口政策的形成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历史关头,既有此前汉唐王朝的若干遗留,亦能因时而变,又为其后明清时期人口政策的制订提供了积极因子.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后刘易斯时代的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笔者称之为刘易斯时代。从理论上看,还应有前刘易斯时代和后刘易斯时代两个阶段。目前中国可能处于从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的转变过程中。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即从主要依靠土地、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转移为主要依靠科技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时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为此,要调整人才政策和科技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要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防止农村空心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投资农业;要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

本文讨论了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最后,本文从改善收入分配、中西部地区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重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经济属性是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合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基本逻辑是,尽可能促进产业外部性效应的发挥,同时尽可能引导产业发展向着多重均衡中的有效均衡演进。相对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范式呈现出高技术机会、低可收益性、低技术进步累积性和更通用知识基础的特征,因而,更接近于"熊彼特Ⅰ型"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模式。产业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惰性",使得中国既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独特的技术范式存在错配,并在形式上表现为政策边界不清、政策瞄准效率不高、政策工具不足和政策实施不力等问题。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出发,未来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重构,促进产业结构政策重点从调整结构向提升能力转变,产业科技政策重点从塑造精英向形成系统转变,产业组织政策从促进集中向培育生态转变,区域政策从激励投资向完善环境转变,开放政策从驱动增长向整合资源转变。     

“全面二孩”政策对东北地区经济影响的分析

人口增速、规模、结构和质量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口政策的调整必然影响经济发展。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对遏制东北地区人口过快增长,缓解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实施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的人口释放程度,改善劳动力结构,进而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     

中国人口迁移政策与人口城市化

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是当代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它的重要程度不亚于人口自然增长问题。一定国家、一定地区的人口迁移政策对其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作用,在中国显得尤为明显。本文将从分析中国人口迁移政策的特点及其形成的背景条件出发,着重论述中国现行人口迁移政策对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和人口迁移政策的调整和转变问题。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与思考

以生育率下降为核心的人口转变是人口变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自然引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我国的实践说明,在低发达水平条件下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人口转变,但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政治成本,并造成"未富先老"等严重的人口社会经济问题。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应该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对当时承诺只用于"一代人"、已达到预期目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的波动性与持续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由停滞开始起飞,在经济转轨中走向市场化,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阶段实现了从初期的"高增长、高波动"到"适速增长、低波动"的转变。进入新常态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周期进入下行阶段。为了判断我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的基本走势和主体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态势和周期阶段的持续性特征进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将表现出五至八年的中等长度经济周期;虽然在此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均值水平出现下移,但是波动率较低,经济周期阶段的持续性增强,周期阶段转移概率较小;经济政策始终处于有效操作区间,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逐步显现和稳固,我国经济发展将再次获得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升级和整体结构优化的良好契机,能够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人口转变与中国的经济起飞

7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人口转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由于体制和政策的特殊性,我国的人口转变与经典的转变模式有着明显的偏差,这种偏差无疑将对我国的经济起飞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转变与城市群经济发展

"十一五"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重心不断转移调整,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东、中、西部"条状区域发展思路,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块状"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经济区域由"带状"向"块状,,转变。平均来看,城市群以占所在省份32.28%的国土面积,聚集了所在省份60.66%的人口,创造了75.61%的地区生产总值,中国区域经济已由省域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当前,行政区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城市群将是中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主要载体,中国区域经济正在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在这三大转变基础上,"城市群经济"概念的提出有其合理性,空间聚集已从"产业聚集"演化为"城市聚集"。这时,城市群经济已成为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及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基于社会分工深化、市场深度扩张、要素高度空间聚集而演化出来的区域经济形态。城市群发展的当代意义还在于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城镇化的空间主体,是实现中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引领者。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更多地依靠政府政策主导经济增长的阶段向政府的政策和市场活力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跨越。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作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协调配合方式 (1)一般情况下,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时期只能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例如,货币政策有利于总量调节和经济稳     

当前中国经济失衡的特点与宏观政策的效应

中国经济增长失衡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既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同时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增速放缓的威胁。虽然通胀绝对水平并不突出,但由于其成因复杂,使相应的宏观政策的有效性遇到了严重挑战;虽然增长率并不低,但由于需求疲软,特别是导致需求不足的结构原因深刻,使持续均衡的增长面临严重困扰。针对这种失衡的复杂性,宏观经济政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1)总量政策从强调首要目标向突出各目标间的均衡转变;(2)财政政策从突出扩张效应向更为兼顾风险转变;(3)货币政策从突出反通胀向兼顾增长转变;(4)货币与财政政策从"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向逐渐缩小反方向程度转变;(5)汇率政策从强调国际收支目标向首先服从国内宏观经济根本目标转变。当然,要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宏观调控方式上要推动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货币与财政、中央与地方各方面的协调,而这种宏观调控各方面的协调只有依靠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才真正具有体制基础。     

中央商务区的功能演进及中国发展实践

中央商务区的形成是集聚经济、市场需求、区位条件、历史因素和政策支持等多种作用的结果,其形成和演变过程融合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技术变迁与制度革新。与国际经验相似,中国中央商务区的发展与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联,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中央商务区的空间形态、核心功能、发展模式和区域层面的合作面临着深度的调整。为此,中国中央商务区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转变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加强效率提升、技术创新和制度供给,推动中央商务区由"外延型数量增长"向"基于效率的内生增长"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发展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史

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人口发展进程——完成了压缩式的人口转变、形成了高空间流动特征的"迁徙中国"格局,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后人口转变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多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和现实处境,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带领中国实现了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抑制了迅猛增长的人口趋势,激活了人口流动活力,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回溯历史,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变迁,这些本土化的经验与思考能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人口挑战提供启发。     

当代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八大变化特征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劳动经济发展呈现出八大变化特征,即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劳动力正在从"国内劳动"向"国际劳动"转变;劳动者从"被动就业"向"主动创业"转变;就业市场从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向促进公平就业转变;劳动者行业状态从"不体面劳动"向"体面劳动"转变;劳动关系正在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企业员工角色从单纯的"打工者"向"合作者"转变;企业对工人的雇佣正在由"短期雇佣"向"长期雇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