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江西科举的发展及其特征考究

隋唐以前,我国的各种人才主要产生于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关中地区,其他地区则十分地稀少。但是,隋唐以降,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政策的推动以及在其自身文化事业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人才的分布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各地区的科举人才有了很大的增长。在唐代,江西的科举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科举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江西的袁州,其科举人才的数量非常可观。但是,唐代江西科举人才的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即在地域分布和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态势。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科举学的文化视角

从文化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有助于加深对科举考试的本质、功能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全面评价其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科举制与民族传统文化构成双向关系,在长期考试实践中形成品类繁多的科举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和重要表现,科举制既存在历史局限性,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科举考试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所彰显的择优选才旨向,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明代文社与科举文化

明代中后期文社的大量出现是科举文化衍化出的重要文化现象.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以程朱理学为解题规范.出题范围的狭窄,文体格式的固定,以及评卷标准的僵化为士子们寻找考试规律提供了便利.他们自发地组成文社,相互探讨学习攀业.文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切磋举业的机会,对他们的登科也大有裨益,甚至还成为下第士子的精神家园.文社因科举而繁荣,反过来对明代科举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很多文社在明代后期掀起了复古的思潮,他们试图以社团的力量,通过对明代前中期文风的提倡,改变当时空疏浮躁的科举风气;并刊刻社稿以及名家名作,作为规范士子们写作时文的准绳,以更好地矫正士人心态.文社社事活动的开展,又衍生出了许多泛科举文化现象,如时文评点之学的盛行,科举书籍的刊刻、推广等.随着势力的壮大,一些文社要员或操控科举考试,或干预朝政,使文社远离了当初建社的本意.     

《西厢记》的科举文化阐释

《西厢记》是元杂剧史上的一朵奇葩,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主题而饮誉文坛。除此之外,将《西厢记》与它创作的特定时代相联系,不难发现它还有着深刻的科举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诗歌意象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诗歌意象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萌生期、成型期、繁盛期、深化期、完善期;其特征则主要表现在喻象性、张力性、审美性三个方面。     

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科举化原因的思考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诱使成千上万的士人走上读书应举之途。然而,官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采用诸多政策诱使书院承担官学职能——开展应试教育。书院为获得生存空间,不断调整其办学模式,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丑态百出,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或沉迷学术,或放任自流,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诗格论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诗格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为孕育期,唐代为成型期,宋代为发展期,元代为承传期,明代为繁盛期,清代为深化期;古代诗格论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称名的扩张性、内涵的多样性、阐说的传承与消解性三个方面。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在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决定渐废科举的时代背景中,举行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该科策问考试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说明末科会试和殿试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不大相同,有的进士命途多舛,也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是时势造英雄。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有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和文化界尤为突出。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科举史料

依据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载史料,增补新见唐人登科者凡52人,其中进士11人,明经30人,制科8人,武举1人,科目未详2人.增补新发现的唐人登科者25人的佐证史料.     

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辨析

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唐宋制科盛衰及其历史教训

唐朝设立制科,科名繁多,以招揽非常之才,曾极盛一代。宋朝也置制科,却时置时罢,科名很少,又增加进卷、阁试,阁试所考六论专在记诵,而考题又刁钻古怪,故意艰难其选,在制度上变尽唐旧,结果极衰,至南宋已名存实亡。盛衰之间,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