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形上探求的基本向度与理论衍化

道论是道家形上探求的核心内容。道家的形上探求,经历了先秦的老学和庄学、秦汉的黄老道家以及魏晋玄学等阶段,呈现出理论衍化的特征。道家形上探求的基本向度由“本根”与“境界”构成,其理论的衍化表现为对本根之道作为宇宙生化之源与存在之本双重意义的展开,以及本根论向境界论的转化。“道天地人一体”的整全宇宙观念和“以人合道”的实践品格对道家的形上探索具有决定作用。     

略论老庄的“天人观”及其哲学意义─—兼与高晨阳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老庄道家的“天人观”，是其宇宙观（“天人相分”）、认知观（“天地之道”），在价值现上的综合体现，“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一个终极性命题。文章在揭示“天人合一”而致“均衡和谐”的多重多向结构的同时，着重阐述了老庄道家由认知“真”（“天”）、践行“善”（“人”）、乃至实现“美”（“和谐”）的内在逻辑与哲学理路。     

儒家"中和"哲学与社会和谐理念

儒家文化崇尚中道,主张“和而不同”。“中和”精神是儒家推崇的人生境界,集诚信与仁爱为一体。它表现在人的行为中,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中庸之道,表现在社会存在中,是礼治仁政的“群居和一”之道。礼制文化是一种等级和谐,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中和精神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和谐理想,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有益的文化资源。     

老子之道与儒佛之关系

道儒佛三家虽然有别,如道家以其隐忍见长,儒家思想进取,而佛家以和睦人间、化世救人为己任,但在宇宙观、核心价值观上,三家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与其说它们之间有对立或优劣之分,倒不如说正是它们的互补组成了华人精神世界的支柱。即以老子之道而言,便与儒佛殊途而同归,尽管其表述方式各自不同。     

论道家思想与后世文学审美观

以老庄为宗的道家思想提出“道”是万物之源,对道的认识在于“观道”和“体道”。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心灵体验这种人与世界的精神联系,从而确立了人对待世界的审美方式。在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下,文学理论提倡“自然平淡”,并将“自然”或“素朴”视为审美标准之一。     

王充道家思想探析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 ,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 ,以“气”为核心范畴 ,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 ,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 ,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 ,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因此 ,王充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     

王充文主实诚论平议

秉持至诚精神，王充提出了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的“文主实诚”的观点。由于后世缘情文学观念的强行阑入，近世的研究多以“为文须出自诚挚的感情”来解释王充的文主实诚论。若反本探源论之，所谓文主实诚是说为文须合乎事理，精诚由中是说须不受世俗迷惑而精思由己，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前者是就持论的内容来说的，后者是就著文的态度和主观条件来说的，二者之结穴为至诚。     

《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

春秋末年楚人老聃所著的《老子》一书，“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是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的奠基之作。因其首次以哲学概念的“道”凌驾于宗教神学的“天”之上而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故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老子》在...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三"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之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 ,道家之无为无所不为的守中精神和佛家取中道之不偏不执非有非无的境界 ,以及儒佛道三位一体所构成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 ,无不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至此得知 ,“一分为三”的关系式包括三种 :一是“一生二 ,二生三”式 ;二是“天人合一”或对立统一式 ;三是“一而三 ,三而一”式。     

屈原与宋钘、尹文之研究(下)

三、屈原与宋、尹思想之比较1.屈原与宋尹天道观之比较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在宋尹手里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其根本标志就在于,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道即精气的概念。关于“精气”,《内业》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也是气,是气之精致,纯粹的部分。而其性质、状态及作用,《内业》中则描绘说: 凡物之精,比(本作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而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     

儒道文化的性质与界定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流，这是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然而具体到儒家与道家的关系，一般又都把视角更多地倾注在儒家一方，对于道家的阐述往往要走到人生智慧甚或道教的方向上，使人感到道家是对儒家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像太极中的阴阳那样是共存共亡、互为消长的互补．儒、道文化渊远流长，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渗透，它们的边际可以说是无可限量。对此，本文拟采用一种“一言以蔽之”和“损之又损之”的化简的方法，通过舍弃一切可以舍弃的因素，保留非保留不可的部分，否则就不成其为儒家或道家的办法…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由《易》而出的"中"道价值观

中国传统哲学的“中”道价值观源于《周易》的贵中说。《周易》以卦爻位是否居中推衍人事,在中则吉,离中则凶。儒道两家传承了《周易》的贵“中”思想,并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形式丰富和发展之。儒家积极崇尚“中庸”,形成了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价值观;道家积极倡导“自然”、“无为”,形成了返本复初、回归“自然”的守“中”价值观。儒道互补使中华民族独特的“中”道价值观更加完善,对中华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儒家之人本教育思想

儒家思想强调:以人为本位之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思想,注重人性,崇尚理性,坚持仁义良知之说,引天理人性,推及“亲亲尊尊”、“仁民爱物”之义,确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影响后世至为深远。孔子立教,形上思想以“天”之观念为中心,由之推衍发挥,成为性命、行为之基础。孟子视天地之道,为上天大德大能的表现,或天德的具体象征。人的心性与官能,皆源自于天,为天的赐予和命谕。人性既源自天,为天命之表现。天为至善,故孟子认为:人性善。对《诗经》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性善观点,作了诠释。征诸儒家思想,自哲学理论而教育实施,强调人性,人本主义之教育观点,立论明确、体系完整,兹就教育之目的,教育之任务,教育之功能、教育之效用、教材之选择、教育之方法等各方面,分别肤陈于次。     

儒家"类"观念初探

人不独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类存在”。西方哲学中的“类”观念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所标的的是物因其所具有的“共相”而组成的集合,而它在康德与马克思那里发生了某种重大的转型,使得一种更为始源性的含义被揭示出来。这种发生在西方观念系统中的转型开启了与儒家哲学对话的契机,并由此为理解儒家的“类”观念提供了新的立场和视角：“类”乃是人经由自身之自觉活动所实现的兼容同一与差异的存在样态,儒家目之为“群”。而“仁义”之道在“类”观念的视角下或可作如此解释：“仁”代表了人天然本具的与万物相感通的通性,这是作为个体的人得以参与到整体性构成之中的基础;“义”则代表了人能够在实存中容纳后天差异性内容,捍卫并成全特殊的、个体的“自我”之德性。     

《远游》的哲学意蕴及其艺术显现

《远游》属于边缘话语 ,由政治、道德向哲学游移。《远游》中有两个哲学框架 ,一个是道论 ,一个是阴阳五行说。道论对老、庄思想有所继承 ,同时又融入了精气说 ,发展了道家的自然天道观 ,但在层次上又较之道家有所降低。阴阳五行说制约了对四方物象的描写 ,各方位出现的事物都是阴阳五行说所激发起的类比联想的产物。道论和阴阳五行说在《远游》中不是平行的 ,而是主从关系。道论在作品中生成心灵和道的境界 ,与阴阳五行说相伴随的则是一系列具体的物类事象     

《易传》“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

《易传》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全新而宏大的学术视野,推出了“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指出,人之为人、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宇宙万类的基本表征在于人文;社会人生的真正希望,也在于为人文精神所遍润、所陶养、所转化与完善提升;以人文的精神化成天下,才是社会人生的唯一正确选择。     

镜与灯:寓言与写真--当代小说的叙事美学研究之一

“灯”对“镜”的取代,寓言叙事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代替,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变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中外小说均有寓言与写真两个小说传统,“表现说”和“摹仿说”分别可以看作是它们的原型,实际上寓言更为古老和常见;其次,当代原有的“写真”倾向存在的观念陷阱,是当代小说艺术陷于肤浅与虚伪的症结所在,而从寻根和新潮小说开始的寓言写作才挽救了小说艺术;三,从先锋小说之后,小说作为精神之灯的心灵性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而作为现实之镜的客观性也出现了碎片化的新趋势。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