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     

Fiscal Policy and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基于代表性家庭最优消费决策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估计中国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自1998年至今,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超过20％。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除源于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程度、预期、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外,与财政政策运用也有很大关系。其中,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的综合效应显著为负。以未预期到的税收增加为融资工具的策略选择,大大抑制了结构调整的正面效应。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不仅要通过财政增收,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且要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策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的成本——论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制约

扩大内需面临的主要障碍不是观念 ,而是有效需求的能力。低收入群体的普遍存在 ,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作者通过分析对比高低收入分配不均带来的消费层次的差距是遥远的 ,即高收入者缺乏消费意愿 ,低收入者缺少支付能力 ,特别是当高收入阶层转变消费重心后 ,相应消费层面因无主体补充而萎缩对消费的制约。作者认为 ,城乡差别和地区间经济差距 ,作为历史积淀的结果也是制约总消费的稳定变量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Exploring high saving rates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1992-2003 China flow of funds accounts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是，自1992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于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同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也在不断提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支出和对居民的福利支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趋势和原因探析

居民消费倾向通过乘数与加速数的共同作用,影响消费与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阶段性的上下波动。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差距加大,直接影响着消费倾向的变化。同时,由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增强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居民储蓄持续增加,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效应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2012年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目前,中国的国民总消费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恶化态势。如何扩张居民消费需求,扭转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可以扩张居民消费,而且要比仅在居民部门内部缩小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扩张大得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应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具体包括提高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提高居民财产收入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此,需要施行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议价制度、建立完善企业定期分红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     

《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简介

正科隆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卡默的新书《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发达民主国家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于2013年由Nomos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最近几十年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发展进行了研究,从比较政治和比较金融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作者认为,收入再分配是通过税收政策或者转移支付政策来实现的,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税收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转移支付政策则成为主要影响因素。以德国和英国的微经济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     

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有希望吗?

利用CGSS数据,以地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75%-125%为标准估计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现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尚未达成.依据地区样本,空间回归模型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GDP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正相关,与低收入群体比重负相关,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有希望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教育程度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途径,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是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途径.城镇化和FDI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但效果有限.     

A study of inadequate consumer demand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based on data for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本文运用1995—2005年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城乡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度相关,且在这11年里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相对稳定。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运用1992—2004年中国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解释了1997—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在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占有的份额不断下降。     

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