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张岱年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张岱年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虽然未能充分实现,但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马克思主义敌人之间的一场混战,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实际上是以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正是这     

形上哲学的迷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哲学观的偏失

“哲学是什么 ?”“哲学与科学是什么关系” ,等等 ,这些哲学的元问题 ,是哲学观所要回答的本质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保守主义哲学观的对立出发 ,分析了现代新儒家哲学观在哲学与科学 ,以及人生观问题上 ,偏执于哲学形上学的追求 ,主张哲学仅是一种主观生活信念和理想体系 ,否定哲学对客观自然事物的科学认知功能等种种片面性。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与科学等问题上的辩证认识。在肯定现代新儒家等开掘哲学思维方面的意义的同时 ,也检视了客观主义、科学主义 ,对于现代社会、人化自然等丰富多样性和人文情怀关注及哲学阐释的欠缺。     

随着生活之树发展的理论是常青的———读《什么是哲学》

对于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何·奥·加塞尔通过对哲学活动所作的“根本的分析”认为：“哲学是理论,是一种理论知识”,哲学是“关于宇宙可言说的一切”;在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反哲学的时期”之后,哲学将重返“对宇宙的认识”,“对宇宙整体的追求”;哲学并不取消其他科学的认知方式,它只是研究“诸事诸物的共相”。这样,他对哲学的理解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等提法是相通的,与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学”也是相通的。加塞尔指出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自我”或“自我意识”的发现,而重视“自我”的倾向达到巅峰,这个“自我”便成为了“像肿瘤般的自我”。因此,他用“我的生活”扬弃了作为世界之本的“自我”,超越了唯心论。他认为“一项无可怀疑的事实,就正是物、我之间的相互依存”,而“唯心主义的谬误在于不明白这个相互依存的道理,一切以我为凭依”。他还指出“寻求实在的哲学活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哲学见解应当予以高度评价。但需要补充的是,“我的生活”并非“我”个人的生活,而是“我”与其他人的共同生活,亦即社会的实践;现代的新唯物论,应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实践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伽达默尔与“哲学是否终结问题”

历经现代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拒斥”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解构”,伴随着美国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各种“哲学终结论”不绝入耳.伽达默尔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重新要求“返回到哲学的科学特性"“哲学以改变的方式存在下去”,这无疑是对哲学以及哲学作用的重新肯定和强调,也是对“哲学终结论”的回应和批判.本文以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和分析了伽达默尔的哲学科学性、哲学作用和哲学命运问题,显示出以存在普遍意义与价值诉求为根本性质的哲学必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一种方式,哲学命运不仅是哲学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对待哲学,意味着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存在.     

贺麟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和翻译家,贺麟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在他的“新心学”中,他试图融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主要是陆王心学）为一体,先后发表了《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论著,苦心建构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在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哲学观念

列奥.施特劳斯视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为真正的第一哲学,认为哲学与政治、哲人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具有永恒的性质,因而终其一生始终专注于上帝和政治问题,或者说神学-政治问题。这种关注,源自于施特劳斯对自身历史处境的领会,如果说“政治哲学的转向”、“解释学上的坦诚”与“隐微和显白的写作技巧”一同构成了施特劳斯对以实证主义和生存主义(激进历史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智识力量”最深刻的回应的话,那么“两层洞穴说”则鲜明地代表着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整个现代传统背道而驰的深刻意图:现代启蒙理性的传统试图将人从偏见、迷信和宗教引导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而施特劳斯的首要目标则在于重新把人由所谓的“真理和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和偏见”的世界,引回到源初性的现实的政治世界。由此而形成的是一种融“什么是正当”和“为什么要哲学”为一体的哲学观念和哲学史视域。     

马克思哲学:一种价值论哲学

马克思是如何实现人类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 ?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 ?在经过了 2 0多年“恢复马克思哲学真精神”、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返本开新”的阐释和解读之后 ,对第一个问题我国哲学界已经在学理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且基本上达成共识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具有当代意义和价值的“现代哲学”。可是 ,在对具有现代哲学特征的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的具体理解上 ,哲学界却出现了以王南的“现代实践哲学”(或“人类学哲学”)和高清海的“人学”为主要代表的两种各自表述的理论路向。这表明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属性问题 ,迄今仍悬而未决。笔者认为 ,“现代实践哲学”论与“人学”论是内在一致的 ,二者实际上指向的都是一种“价值论哲学”。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无’之辨”(即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和以“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哲学”为标志的现当代西方哲学联系起来 ,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论哲学。确认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论哲学属性 ,是时代给中国哲学提出的一个必然要求 ;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价值论哲学 ,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合理解答 ;确认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论哲学 ,其意义相当深远。     

分界与会通：张东荪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张东荪看来,科学与哲学在对象界域、“真”的标准、研究“进路”、治学“态度”、性质、功用以及地位上都迥乎不同,两者既界限分明又相互会通,在相互区别而又密切相关之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共同进步。张东荪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精辟见解,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也为我们正确处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科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言意之辨”的形式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从现代哲学的视阈来看,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点,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也是哲学作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正形成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西方哲学和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并决定了各自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天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西方哲学在上千年的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

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说是探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关于哲学观的争论, 从“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作为反思人生的思想”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探讨为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 那就是: 在当代中国, 作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或“学术”而存在,而且是作为人民愈益普及的“学养”而存在的。     

论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

本文系统论述了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包含两个理论层面 ,一是以“哲学终结”为轴心的元理论 ,二是以“哲学基本问题”为轴心的对象理论。恩格斯认为 ,以思辨的方式构造自然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走到尽头 ,而包括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在内的实证科学则已发展到了足以提供世界联系和运动之总体图像的程度 ,用实证科学取代哲学去认识外部世界的规律已势在必行 ,哲学终结的时代由此来临。这种终结是一种有限终结 ,哲学还可以在思维领域活动。     

瞿秋白对科玄论战的诠释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从学理上看,表现为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看,是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科学派和玄学派各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一个解读“科玄论战”的新视角

本文引入哈耶克关于“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论架构,尝试着从知识论基础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场论战（“科玄论战”与“民主与独裁”之争）加以重新审视。文章认为,以往仅就“玄学派”的哲学基础——“唯意志论”展开剖析,尚不足以完全凸显其所持的全部观点,也无法充分揭示“科玄论战”双方（分别以丁文江、张君劢为领军人物）真实对立之所在。而从哈耶克所提供的视角切入,则可发现,标榜“科学万能”的丁文江在知识论上秉持的是“建构论唯理主义”,由此导致了他对“全知全能”政治的醉心向往;与此相反,谨遵“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张君劢则出于对科学理性局限性的认识,在“新式独裁论”甚嚣尘上之时固守了其自由主义立场。     

恩格斯的新哲学观及其时代价值——重读《费尔巴哈论》有感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是以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及其所昭示的新哲学现为中心,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上对时代哲学作总体性回顾与展望的经典文献.应从“完全的意义”上理解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内涵与价值,重视恩格斯据此提出的新哲学观.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具体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总体性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元世界观”、“元方法论”;从“知识总汇”式的旧形态向总体性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新形态转变,是人类哲学思维范式的时代变革的趋势和方向.从新哲学观的高度,从人类哲学思维范式的时代变革的视野,从“哲学一般”与“哲学特殊”的统一上去分析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终结”问题,去评价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伟大的哲学变革,我们可以引出一些新的结论,并在现代哲学的演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上获得新的思想启示.     

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科学文化哲学论纲

科学文化哲学是一种新型的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范式转变。这种范式转变包括四个方面的涵义:从知识论到文化论。科学文化哲学将彻底突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知识论的框架,转向对科学做文化论的研究;从“小哲学”到“大哲学”。科学文化哲学将不再局限于就科学而研究科学,而主张不仅要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科学,而且更要从人(创造者)和人性的高度来研究科学;让学院哲学面向社会现实。科学文化哲学将不再满足于自我封闭的学院哲学的逻辑体系,而强调面向社会现实,以新的科学观、文化观及其教育观引领科学、文化及其教育事业,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使科学哲学中国化。科学文化哲学将不再沿袭西方科学哲学的老路,而倡导在借鉴和吸取西方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走中国自己的科学哲学道路。科学文化哲学的开辟,不仅是使科学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契机,而且更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研究在近百年的探索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四套集理念和方法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范式".冯友兰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模式和民族哲学模式两个部分,它第一次成功开启了以现代哲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路.张岱年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形式和范畴分析方法,它特别重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规范.侯外庐范式的主体部分由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构成,它隐含着一个从现实针对性出发理解文本的深刻洞见.牟宗三范式第一次以超越西方哲学的姿态来解释儒家哲学,它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康德的本体理论来揭示中国哲学的深度.这四个范式各有其优缺点,都一定程度上使古代文本在现代语境下获得了重新解读,但都未触及古代语境的自明前提.